《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鉴赏 元丰二年(1079)七月七日,苏轼在晾晒书画时,发现亡故的文与可送给自己的一幅《筼筜谷偃竹图》,见物生情,就写了这篇杂记。文与可生前曾以这样的竹子为题材,作画赠与苏轼。本文即以此画为线索,叙述作者和文与可的深挚友谊及睹物思人的悲痛,写得庄谐相衬,情深意切,是篇典型地体现苏轼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特点的优秀散文。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开头不是直接就写悼念之情或两人的交往,而是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文章说文与可认为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画竹之前先要把握对象的整体形象和精神实质,做到融会于心,酝酿成熟,然后振笔直书,一气呵成,才能生动传神地把它再现出来。相反,如果临时求其细微末节,机械地一节一节画,一叶一叶描,就无法画活竹子。这实际是主张意在笔先,反对临画敷衍;主张整体上的“神似”,反对枝节之间的“形似”。作者以赞同的口吻所表述和发挥的这个见解,十分精辟,不仅对整个文艺领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且“胸有成竹”已成为人们处事的准则,和活在群众笔底口头的成语了。上述行文生动流畅,如用“兔起鹘落”的比喻,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运笔的神速。下面作者接着叙说自己对这个文与可教给他的道理,虽然心里明白,但实践起来却不能得心应手,原因就在于“不学之过”,并把此画竹方法提到哲理的高度,“岂独竹乎”,说明了这一点。最后又引用其弟子由(苏辙)送给文与可的《墨竹赋》中的几句话,通过《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和《天道》中轮扁斫轮两个典故,说明子由对与可所画竹子的看法:庖丁解牛由于掌握规律而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文惠君从中悟出了养生之道;轮扁造车轮,使正在读书的齐桓公懂得了技艺只能从实践中体会的道理,与可在画竹中寄托的思想说明他也是个深悟事物规律的人。作者认为子由仅得与可的画意,而自己并得其画法,是最了解与可的人。这段通过叙述文与可的画论以及子由和作者自己对此画论的反映,不仅写出了文与可画技的高妙和见解的卓绝,而且也道出了自己对文与可的敬仰之情和知己之感。其中有议论,有描写,或述人之言,或直抒己见,纵横错落,灵动多变,显得言而有味,情理俱谐。 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与可交往中的趣事。先写与可画竹开始不自贵重,于是四方之人纷纷拿着细绢登门求画,引起他的讨厌,把绢掷在地上骂道:“吾将以为袜!”要把细绢作袜穿。后苏轼为徐州知州,苏轼自己也是个善画墨竹的名家,所以文与可写信给苏轼开玩笑地说:近来告诉士大夫,可到彭城(即徐州)去求画,“袜材当萃于子矣”。临末还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说:“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鹅溪在今四川盐亭西北,是盛产作画用的名绢的地方。寒梢指竹子,这两句意思是将要用名绢为苏轼画一幅万尺长的墨竹。苏轼就风趣地回答说:“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接着叙两人书信往返,就世上是否有万尺竹展开争论。苏轼证实有这样的竹子,并写诗说:“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意即在想像天地或艺术意境中是存在具万尺长气势的竹子的。这里苏轼偷换了一个概念,回答得十分巧妙。所以文与可又回信笑着说:“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并把所画的筼筜谷偃竹图送与苏轼,说“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形容他画的竹子形神兼备,气势非凡。这不仅进一步证明了苏轼的竹有万尺之说,而且也可看作是他“胸有成竹”画论的卓越实践,既巧妙点题,非常自然地交待了《筼筜谷偃竹图》的由来,又和开头画竹理论的叙说相呼应,衔接十分紧凑。下面就抓住筼筜谷这一地名,继续写两人信牍往来:文与可任洋州知州时,要苏轼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即是其中之一,诗云:“汉川(汉水)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箨龙即竹笋。“斤斧何曾赦”,即把竹笋砍伐了,连下称“馋太守”3
,又把笋都吃了,所以说“渭滨千亩在胸中”。《史记•货殖列传》有“渭川千亩竹”之语。文与可接到这封诗信时,正值与妻子在谷中“烧笋晚食”,碰巧被苏轼的话说中,所以读罢诗句“失笑喷饭满案”。全段写得幽默风趣,亲切自然,而就在这些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在这些戏语笑话里,文与可和作者坦率、高雅的胸襟气度,机敏、超卓的智慧才能以及两人的亲密友谊,都得到了活泼而生动的表现。 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先说在文与可死后七个月,“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哭失声”三字写尽了作者睹物思人的无限悲痛。接着又引用曹操祭桥玄的典故来点明文章主旨。此典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曹操年少时不为人所器重,而桥玄却很赏识他。桥玄死后,曹操有次行军经过桥玄的故乡睢阳,曾遣使致祭桥玄,并作《祀故太尉桥玄文》,文中说:“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作者引用这个典故来强调“余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引用典故十分自然贴切,平淡语中现出悼念亡友的挚情一片。如果说第一段重议论,第二段重叙述,那么这简短的第三段,则更富有绵长的抒情意味。 该文信笔挥洒,舒卷自如,“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同行云流水一般;文中有正论,有戏语,或引诗赋,或摘书牍,时而讲琐事,时而举典故,机变灵活,姿态横生。不过它虽然写得随便洒脱,纵横变化,但并不杂乱无章,散漫失纪,而是始终紧扣题目,环绕着文与可所画的《筼筜谷偃竹图》来展开文章:先是议“胸有成竹”的绘画理论,这是画《筼筜谷偃竹图》的基础;中间是叙两人的诗歌赠答,书札往来,交代《偃竹图》的由来和有关趣事;后是写见画思人,抒发悲怆之情,通篇以画相贯穿,以怀念友情为中心,显得形散神不散,做到了自由挥洒和谨守章法的完美结合。这是一篇悼念性的文字,而前人曾评此作“戏笑成文”(郑之惠《苏长公合作》)。这篇散文的主要部分确实颇多诙谐之语,写得妙趣横生,但惟其如此,正可见出作者和文与可的“亲厚无间”,而文与可一旦亡故,作者的悲痛之深也就可想而知。以喜衬悲,也益见其悲,较好地体现了艺术的辩证法。此文语言天然本色,朴素清新。全文好似从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滔滔汩汩,毫无滞碍,所用语言不加雕琢,文从字顺,活泼流畅。正如明代王舜俞所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便记录便是文。”(《苏长公小品》) (选自《古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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