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鉴赏 元丰二年(1079)七月七日，苏轼在晾晒书画时，发现亡故的文与可送给自己的一幅《筼筜谷偃竹图》，见物生情，就写了这篇杂记。文与可生前曾以这样的竹子为题材，作画赠与苏轼。本文即以此画为线索，叙述作者和文与可的深挚友谊及睹物思人的悲痛，写得庄谐相衬，情深意切，是篇典型地体现苏轼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特点的优秀散文。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开头不是直接就写悼念之情或两人的交往，而是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文章说文与可认为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画竹之前先要把握对象的整体形象和精神实质，做到融会于心，酝酿成熟，然后振笔直书，一气呵成，才能生动传神地把它再现出来。相反，如果临时求其细微末节，机械地一节一节画，一叶一叶描，就无法画活竹子。这实际是主张意在笔先，反对临画敷衍；主张整体上的“神似”，反对枝节之间的“形似”。作者以赞同的口吻所表述和发挥的这个见解，十分精辟，不仅对整个文艺领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且“胸有成竹”已成为人们处事的准则，和活在群众笔底口头的成语了。上述行文生动流畅，如用“兔起鹘落”的比喻，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运笔的神速。下面作者接着叙说自己对这个文与可教给他的道理，虽然心里明白，但实践起来却不能得心应手，原因就在于“不学之过”，并把此画竹方法提到哲理的高度，“岂独竹乎”，说明了这一点。最后又引用其弟子由(苏辙)送给文与可的《墨竹赋》中的几句话，通过《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和《天道》中轮扁斫轮两个典故，说明子由对与可所画竹子的看法：庖丁解牛由于掌握规律而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文惠君从中悟出了养生之道；轮扁造车轮，使正在读书的齐桓公懂得了技艺只能从实践中体会的道理，与可在画竹中寄托的思想说明他也是个深悟事物规律的人。作者认为子由仅得与可的画意，而自己并得其画法，是最了解与可的人。这段通过叙述文与可的画论以及子由和作者自己对此画论的反映，不仅写出了文与可画技的高妙和见解的卓绝，而且也道出了自己对文与可的敬仰之情和知己之感。其中有议论，有描写，或述人之言，或直抒己见，纵横错落，灵动多变，显得言而有味，情理俱谐。 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与可交往中的趣事。先写与可画竹开始不自贵重，于是四方之人纷纷拿着细绢登门求画，引起他的讨厌，把绢掷在地上骂道：“吾将以为袜!”要把细绢作袜穿。后苏轼为徐州知州，苏轼自己也是个善画墨竹的名家，所以文与可写信给苏轼开玩笑地说：近来告诉士大夫，可到彭城(即徐州)去求画，“袜材当萃于子矣”。临末还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说：“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鹅溪在今四川盐亭西北，是盛产作画用的名绢的地方。寒梢指竹子，这两句意思是将要用名绢为苏轼画一幅万尺长的墨竹。苏轼就风趣地回答说：“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接着叙两人书信往返，就世上是否有万尺竹展开争论。苏轼证实有这样的竹子，并写诗说：“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意即在想像天地或艺术意境中是存在具万尺长气势的竹子的。这里苏轼偷换了一个概念，回答得十分巧妙。所以文与可又回信笑着说：“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并把所画的筼筜谷偃竹图送与苏轼，说“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形容他画的竹子形神兼备，气势非凡。这不仅进一步证明了苏轼的竹有万尺之说，而且也可看作是他“胸有成竹”画论的卓越实践，既巧妙点题，非常自然地交待了《筼筜谷偃竹图》的由来，又和开头画竹理论的叙说相呼应，衔接十分紧凑。下面就抓住筼筜谷这一地名，继续写两人信牍往来：文与可任洋州知州时，要苏轼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即是其中之一，诗云：“汉川(汉水)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箨龙即竹笋。“斤斧何曾赦”，即把竹笋砍伐了，连下称“馋太守”3
，又把笋都吃了，所以说“渭滨千亩在胸中”。《史记•货殖列传》有“渭川千亩竹”之语。文与可接到这封诗信时，正值与妻子在谷中“烧笋晚食”，碰巧被苏轼的话说中，所以读罢诗句“失笑喷饭满案”。全段写得幽默风趣，亲切自然，而就在这些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在这些戏语笑话里，文与可和作者坦率、高雅的胸襟气度，机敏、超卓的智慧才能以及两人的亲密友谊，都得到了活泼而生动的表现。 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先说在文与可死后七个月，“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哭失声”三字写尽了作者睹物思人的无限悲痛。接着又引用曹操祭桥玄的典故来点明文章主旨。此典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曹操年少时不为人所器重，而桥玄却很赏识他。桥玄死后，曹操有次行军经过桥玄的故乡睢阳，曾遣使致祭桥玄，并作《祀故太尉桥玄文》，文中说：“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作者引用这个典故来强调“余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引用典故十分自然贴切，平淡语中现出悼念亡友的挚情一片。如果说第一段重议论，第二段重叙述，那么这简短的第三段，则更富有绵长的抒情意味。 该文信笔挥洒，舒卷自如，“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同行云流水一般；文中有正论，有戏语，或引诗赋，或摘书牍，时而讲琐事，时而举典故，机变灵活，姿态横生。不过它虽然写得随便洒脱，纵横变化，但并不杂乱无章，散漫失纪，而是始终紧扣题目，环绕着文与可所画的《筼筜谷偃竹图》来展开文章：先是议“胸有成竹”的绘画理论，这是画《筼筜谷偃竹图》的基础；中间是叙两人的诗歌赠答，书札往来，交代《偃竹图》的由来和有关趣事；后是写见画思人，抒发悲怆之情，通篇以画相贯穿，以怀念友情为中心，显得形散神不散，做到了自由挥洒和谨守章法的完美结合。这是一篇悼念性的文字，而前人曾评此作“戏笑成文”(郑之惠《苏长公合作》)。这篇散文的主要部分确实颇多诙谐之语，写得妙趣横生，但惟其如此，正可见出作者和文与可的“亲厚无间”，而文与可一旦亡故，作者的悲痛之深也就可想而知。以喜衬悲，也益见其悲，较好地体现了艺术的辩证法。此文语言天然本色，朴素清新。全文好似从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滔滔汩汩，毫无滞碍，所用语言不加雕琢，文从字顺，活泼流畅。正如明代王舜俞所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便记录便是文。”(《苏长公小品》) （选自《古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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