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散论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散论（朱宏达）《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以下简称《侍坐》）是《论语·先进篇》的一章，看起来文字不多，篇幅不长，但在语录体的《论语》中算得上是难得的长篇了。《论语》全书共20篇，498章（按朱熹说），计约12700字。每章大都篇制短小，甚至只有片言只语。唯《侍坐》结构首尾完整，形象较为鲜明，通过对话表示了各自不同的意趣、性格和志向，读后耐人寻味。平淡自然，含意深隽，丝毫没有斧凿痕迹，却在眼前平易事中信手勾勒一幅先贤论志的图画。当然，我们不必像宋儒那样去津津乐道本篇中的所谓“曾点气象”“圣贤气象”〔《四书集注》朱熹引程子曰：“孔子与（曾）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却不能不承认本篇是《论语》中文学性最强的一章。尤其是本篇所记载的富有个性的人物语言和对于人物的不同神态的刻画，不仅体现了《论语》蕴藉含蓄、简淡不厌的语言特色，代表了全书的文学成就，而且可以说是魏晋时那种速写式的轶事体小说的滥觞。一《侍坐》一开始，孔子就开门见山对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位弟子说：“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这就明确地提出这次谈话的中心，也是文章的中心是论志。论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谈理想。《论语》的大部分篇幅固然是用来谈仁、义，谈礼、智、信的，但也有不少篇幅是谈人生，谈理想，谈学习的。本篇就是孔子启发弟子们谈自己的理想，并对弟子们所谈理想的内容和态度，表示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子路是个急性人，孔子话音刚落，他就抢先发言。“率尔”两字，很准确地表现出子路直率而又粗疏鲁莽的性格。子路所说的“千乘之国”，在当时大约是中等偏小的国家，万乘之国如晋、楚、齐、秦等才是大国。子路认为：凭自己的才能去治理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是绰绰有余的。即使是这个国家处在外有侵侮，内有饥荒的危急情况下，他也能使之转危为安；用不了几年功夫，就可使这个国家强盛起来，使那里的百姓都懂得礼义。冉有、公西华则是在孔子点了名以后，才发表自己见解的。他们两人所说的都是诸侯邦国之事，本质上和子路所说的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态度要谦虚谨慎得多，语气要委婉得多。他们认为自己只能在“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这样一个小诸侯国或大夫封地里做点具体工作；或使百姓富足，或可折衷樽俎。至于礼乐方面的熏陶和教育，那是只能另请贤明了。冉有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公西华说“愿为小相”。显得那样平易、谦和，称得上是孔门弟子中的彬彬君子了。曾皙所说与子路等三人完全不同。他既不讲从政，即治理国家；也不讲出使会盟，而是刻画一个场面，描写一个情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从富有诗意的情景描写中，曲折地表达出曾皙的理想；显得那样从容不迫，逍遥自在，甚至有点狂放不羁，但却引起了孔子的无限赞叹；孔子说：“吾与点也!”明确表示了他的思想倾向。 人生理想是个总的概念，实际上包含着政治上的追求和道德上的修养两个方面。子路、冉有、公西华所谈的理想虽不尽相同，但都侧重于政治方面。而《论语·公冶长篇》所记孔子与弟子们论志则是偏重于伦理的：颜渊、子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曾皙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能将政治和道德的两种理想熔为一炉，而出之以春风沂水，一片和煦春光，既可理解为政治上的理想寄托，也可引申为道德上的修养追求，使读者大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思索余地。二按照循循善诱的方法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对弟子们的看法作出臧否和评价，这是孔门教育的重要方式。在《侍坐》里，孔子对弟子们所谈的人生理想，就表示了三种不同的态度，并各各作了评价。①对曾皙表示赞同，甚至欣赏。②对子路表示否定，但心平气和，只在微微一笑中流露出一丝不满情绪。③对冉有、公西华没有表示可否。这里我们先分析②、③两种。《论语》记载孔子曾将自己弟子按各自特长分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指熟悉古代文献）四类。子路、冉有属政事一类，是两位有政治才能的人物〔《论语·先进篇》：“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子路篇》：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季康子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子曰：“求也艺，于从政也何有？”《公冶长篇》：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指负责兵役和军政工作），不知其仁也。”由此可知，子路所说治理千乘之国，并不是脱离实际的自我夸耀，而是他力所能及的。孔子之所以批评他，是因为他“率尔而对”，“其言不让”。在孔子看来，没有礼义就没有一切；纵有天大的政治才干，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何况当时师生谈话也是有一定的礼仪讲究的。《礼记·曲礼上篇》说：“侍于君子，不顾而对，非礼也。”《公冶长篇》又记：孟武伯问：“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指担任县长或总管），不知其仁也。”孟武伯问：“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指接待外宾办理交涉），不知其仁也。” 这里又证明冉有、公西华所谈的理想和孔子对他们两人的评价基本上是一致的。孔子认为冉有二人尽管态度谦逊，不是“率尔而对”，但所谈内容无非是为邦为国一套，这在当时的孔子看来似乎是不那么感兴趣了。三那么孔子为什么独独赞赏曾皙，说“吾与点也”，而且记录者还在曾皙发言前先制造一种气氛：“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特意表现出一种不同凡响的气象〔宋儒推崇曾点，明代学者则略有微辞。如张岱说：“曾点念念要与三子比量，所以不能信受喟然之意。”杨升庵说：“曾点因种瓜而伤曾子之额，扑之仆地，如此暴戾，岂是春风沂水襟怀，所以毕竟自信不过。”〕？这个问题，历来意见纷纭。解放以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说法：①“孔子与曾点者，以点之言为太平社会之缩影也。”〔见杨树达《论语疏证》〕②“全文突出了儒家的礼乐治国的理想。”〔刘盼遂等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上册第116页〕③“今以《论语》考之，孔子本有行道救世之心，而终不得志，因此他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话和‘欲居九夷’的想法；孔子又说：‘饭疏食（吃粗糙的食物）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先秦文学参考资料》第349页〕④这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道家的思想；而且这篇文字在《论语》中篇幅亦长，恐怕是战国时期孔门后学所记。〔刘盼遂等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上册第116页。〕以上说法，各有所侧重。因为曾点的政治抱负是通过春风沂水的描叙而曲折表露出来，所以见仁见智，可以圆通，似不必拘泥于一说。按照这个原则，我这里可以提出另一种根本不同于上述意见的看法，根据是《论衡·明雩篇》：曾皙对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曰：“吾与点也!”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谓四月也。春服既成，谓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风乎舞雩，风，歌也。咏而馈，咏歌馈祭也，歌咏而祭也。说论之家，以为浴者，浴沂水中也。风干身也。周之四月，正岁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审矣。王充在这里明白无疑地解释了曾皙所述是古代的一种祭祀仪式，就是雩祭的仪式。雩祭，是春天人们求雨的祀礼，所以《礼记》说：“雩祭，祭水旱也。”王充的解释根据亦足。因为鲁国当时通用周历，所以说周之四月，正是夏历二月；天气尚寒，怎么能浴？冠者、童子都是雩祭乐人，他们在祭祀时，须涉沂水；十二、三个人鱼贯而行，象征着龙从水中跃出。“风”，解释为“唱歌”，“归”通“馈”，即“”，都合训诂。“归”通馈，在《论语》中不乏其例。如《阳货篇》“归孔子豚”的“归”即作“馈”讲，是送食、进食的意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蒧（《论语》作“点”）字皙，侍孔子，孔子曰：‘言尔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集解》徐广曰：“一作馈” ，这是古本《论语》“归”作“馈”之证。从文意来说，王充的解释似更符合原意。因为，①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末期，曾点能对古礼作如此具体生动的描绘，以此寄托自己的理想，这在孔子看来是十分难得的彼得我心者，因而内心狂喜而情不自禁地喟然赞叹了。②孔子不满子路，是因为他“非礼”；赞赏曾皙是因为他懂得古礼。礼与非礼乃是儒家人生理想中的首要问题。这样解释，全篇上下文意就脉络贯通了。此外，我们知道今本《论语》是《鲁论语》的传本，在汉代时，还有今天已经失传的《古论语》《齐论语》。《论衡》的解释或许是出之于《古论语》吧!（选自《高中语文课文分析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