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白，守其黑“军神”蔡锷护国攻略

知其白，守其黑“军神”蔡锷的护国攻略-历史论文知其白，守其黑“军神”蔡锷的护国攻略本刊记者黄金生“辛亥革命，你在北，我在南，野心勃勃，难容正人，惧我怕我，竟欲杀我；海内兴师，上为国，下为民，雄师炎炎，义无反顾，骂你笑你，今天吊你。”这是蔡锷写给袁世凯的挽联。不过，就在袁世凯去世不久，这位以反袁称帝而闻名的“再造共和第一人”，也因病离世。蔡锷长子蔡端的外孙袁泉在《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一书中写道：“蔡锷与袁世凯，一个清癯儒雅，一个粗壮雄武；一个劲气内敛，一个虎视鹰扬；一个高洁自守，一个黑白通吃；一个捐生纾难，一个窃国自为。这两个强势男人的较量对决绝对有看点，够分量。”从1913年9月蔡锷入京，到1915年11月离京，他就与袁世凯一直在暗中对弈。最终，蔡锷赢得“护国军神”等美誉，袁世凯则以身败名裂告终。蔡锷“很有点痴心妄想”1912年1月12日，刚刚成为云南都督的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赞扬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1913年314/14 月，宋教仁遇刺后，作为云南辛亥起义的领导人，蔡锷却坚决反对对袁用兵。他致电革命党人，称依据《临时约法》，大总统若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总统的政治过失，则应由国务院负责。他认为，未有穷尽法律程序就贸然起兵，事实上是对当前共和政体的破坏。说袁刺杀宋教仁，只是猜测，没有证据，且已进入法律程序进行调查，上海地方检察厅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出传票，要他到庭受审。若逞一时意气，动辄兴兵，只能是破坏、毁了共和国这个“初生婴儿”的前途。所以，二次革命时，蔡锷的选择是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二次革命后，1913年10月，蔡锷离滇进京。于是有人认为这是蔡锷中了袁世凯的调虎离山之计。不可否认，虽然蔡锷在二次革命中支持袁世凯，但袁世凯对蔡锷并不放心。据曹汝霖回忆，在得知蔡锷举兵造反时，袁世凯曾对他说，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我早已防他，故调来京”。但其实，若非蔡锷主动请求离滇，袁世凯是调不动的。一来蔡锷在云南有政绩有威望，有继续主政的民意基础；二来蔡锷没有失职逾矩的行为，袁世凯想撤他也抓不到把柄。蔡锷进京更多是其自愿行为，他深感云南地处边陲，不能很好地施展其宏图，他需要更大的舞台。梁启超就说，蔡锷辞去云南都督，“并非有人逼着他辞，云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他前后写了十封信给我，要我帮他把云南的官辞掉。”可见，蔡锷赴京，是对袁世凯抱有极大幻想的。在离滇前，他甚至表示：“如果袁氏愿意的话，就让他做一个终身总统。”梁启超也说，那时的蔡锷“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走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而在袁世凯一边，也是调用人才之举，蔡锷不仅精通军事，而且拥护中央集权。袁认为：“孙氏（孙中山）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黄氏（指黄兴）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蔡锷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此人之精悍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对他存有猜忌其实也很正常，其实，即使是北洋系将领，袁世凯又何尝没有猜忌呢。1913年10月914/14 日，蔡锷离开昆明，先由越南到香港，再乘船经停上海、南京，过山东。每到一地，袁世凯必派专员迎接。蔡锷抵京后，又是一番车马迎护，吃喝应酬。袁世凯安排蔡锷在总统府暂住。袁世凯还让长子克定和蔡锷拜把子，可谓恩宠甚隆。有人认为，蔡锷到了北京，就被袁世凯“闲置”起来，给了他一些有名无实的头衔。而陶菊隐在《蒋百里先生传》中认为，袁世凯“心目中的军事新人物，陆军总长一席以蔡松坡（蔡锷字松坡）为最适宜”。袁世凯希望由蔡锷来训练新式部队，继而调任参谋总长，再出任陆军总长，但由于北洋老人们的反对，于是袁世凯只得将计划暂时搁浅，也就只能先把蔡锷“挂”起来，为日后重用做铺垫。蔡锷也不计较，他无论在编译处、办事处还是经界局，工作都认真对待，表现积极。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但不久，蔡锷对袁世凯的幻想就破灭了。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在护国战争尘埃落定后的1916年10月，蔡锷在为纪念《盛京时报》出版十周年所题的祝词时，借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的话：“知其白，守其黑。”这其实正反映了蔡锷在京时期的处境。在蔡锷到京的一两年时间内，他陆续目睹了袁世凯操纵《总统选举法》的修改、国会的解散、《临时约法》的取消，辛亥革命所取得的那些成果，除了民国的招牌之外，已经破坏殆尽。尤其是当1915年8月23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由杨度等人发起组织“筹安会”，袁世凯欲帝制自为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时，蔡锷便已产生了反袁的念头。其实，在二次革命时，蔡锷就对国民党方面劝其反袁的使者说：“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14/14 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在当筹安会酝酿之际的1915年8月15日，蔡锷从北京搭车去天津，找到梁启超，两人商量了一个通宵，蔡锷表示：“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为四万万人争人格，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使他下定决心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进行斗争。此后差不多每两周，蔡锷都要去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从这时起，蔡锷与京中有关人员联络，与西南军政人员密电往还，他还密派专使分赴广西、湖南、广东进行联络，与在美国的黄兴也取得了联系。蔡锷在暗地积极筹划反袁的同时，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在“筹安会”挂出招牌仅半个月后，梁启超就在京津各大日报上发表了其万余言的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震动中外，传诵一时。文章发表之后，作为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蔡锷在北京四处称：“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有人反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劝你先生？”蔡回答说：“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他甚至发起成立一个“讨论国是会”，公开表示“赞成君主国体”。在统率办事处，袁氏爪牙执赞成帝制者题名录，向蔡锷试探，蔡锷当即在“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的名单上，签上“昭威将军蔡锷”之名。正是在这一时期，蔡锷开始涉足京中妓院八大胡同，对外营造出一副无所作为、耽于淫逸的形象。世传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就发生于此时。美人挟走蔡将军14/14 蔡锷与小凤仙，一个是命运凄苦的风尘女子，一个是率领千军万马的将军。风尘侠女助名将英雄再造共和的传奇故事一直被坊间所津津乐道，也演绎出很多不同的版本。关于小凤仙的身世，历来传说版本不一，大多属于春秋演义。能确定的是，她是浙江钱塘人氏，粗通文墨，能诗会画，多才多艺。梅兰芳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吴迎介绍说：“小凤仙是1898年生的，她母亲是一个杭州富商的姨太太，后来大老婆对这个姨太太非常不好，这个姨太太就带着小凤仙，还有一个奶妈，离开家里。离开以后，她母亲就过世了，这个奶妈就领着小凤仙独立生活。13岁那年，奶妈就把她带到南京卖唱，后来逐步又到上海。1916年左右到了北京。北京的陕西巷，那个年代是红灯区。小凤仙跟她奶妈住在陕西巷，就卖唱，就是在那里，小凤仙遇到了蔡锷将军。”而据《八大胡同》一书的说法，蔡锷首次去八大胡同的陕西巷，是杨度领去的，这或许是袁世凯等人软化和笼络蔡锷的手段。在那里，蔡锷遇见了小凤仙，两人情投意合，开始频繁的接触。据说小凤仙有民主思想，反对帝制，因此成为蔡将军的“知音”，这当然是小说家言。吴迎说：“小凤仙因为从小受到歧视，生活很潦倒，所以她也确实对那些新的事情，有一种好奇，也有一种向往，所以她跟蔡锷非常能谈得拢。”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员曾业英认为，小凤仙就是生活在底层的女孩子，小凤仙和蔡锷交往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生活，她对政治、帝制、民主也没有什么认识。14/14 蔡锷和小凤仙的频繁往来导致了蔡锷的家庭风波。据当年的农商部参事张新善回忆：“……蔡锷和名妓小凤仙鬼混，形影不离，继而（导致蔡锷）夫妻反目，蔡锷用饭碗将妻子的头部砸得头破血流。”这事不仅惊动了街坊四邻，也惊动了袁世凯，袁世凯听说后，对手下人笑言：“松坡怎么还像个小孩子，你们快去劝劝。”他派心腹朱启钤等前往。经过调解，蔡锷出赡养费数万，与夫人离婚。蔡母表示不满儿子迷恋酒色，舍不得离开孙儿男女，要与蔡夫人及其子女一起回湖南，当即收拾行装，号啕出门，离开了京城。眼看母亲孩子离开京城，蔡锷不仅没有反悔之意，反而要求朱启钤代为物色新的姑娘，袁世凯听了汇报，称蔡锷为“风流将军”。此后，蔡锷更是常去八大胡同妓院。而暗中却把八大胡同妓院作为与各方面联系的秘密机关和接洽地。不过，在蔡母和蔡夫人走后不久，狡猾的袁世凯很快就有了上当的感觉。同时他也接到蔡锷与外界秘密通信的举报。一天，他突然派便衣军警闯入棉花胡同蔡家住宅，翻箱倒柜，搜查电报信件，结果一无所获。蔡事先已有防备，早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梁启超家的卧室里，才得以幸免。事后，袁世凯贼喊捉贼，饬军警捕拿“盗犯”，并从监狱中提出几名罪犯加以处决，以资掩饰。蔡锷知道袁世凯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为防不测，他要设法迅速出逃，以便领导云南的反袁斗争。所以，他不仅要出京，而且要东渡日本，因为以当时的情况，从内陆去云南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设法逃出，同时不引起袁世凯对云南方面的注意，蔡锷一面向袁世凯几次上书请假治病，一面暗中策划逃跑。蔡素有旧疾，身体很差，所以治病不像借口，袁世凯半信半疑。根据《政府公报》的信息，1915年10月到11月下旬，蔡锷414/14 次向袁世凯请病假，就医地点从北京到天津再到日本，袁世凯统统批准，且在最后一次报告上批示：“呈悉。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针对这些登在《政府公报》上的官样文章，近代史学者谢本书认为，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蔡锷提出离京就医，事实上是“先斩后奏”，袁世凯一方面无可奈何，批准了蔡锷的请假报告，并交《政府公报》刊登，是想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蔡锷仍在其掌握之中；另一方面则加紧对蔡锷进行监视，包括派人至天津监视在内。作为当事人的哈汉章，在《春耦笔录》里叙述说，1915年11月10日，哈为其祖母80寿辰，宴宾客于北京钱粮胡同聚寿堂，蔡锷应邀出席。是夜，蔡锷与牌友玩牌至次日7时方散。密探看到蔡锷一门心思打牌，早已星散。蔡锷趁机出哈宅，直入新华门，因离上班时间太早，门卫很奇怪，以为是袁世凯召他来的，不敢多问。蔡锷抵总统办事处，侍者问他：“将军今日为何这么早来？”蔡锷看了看故意拨快的表说：“我的表快两个小时！”随即打电话给小凤仙，约她午后12点半到某处同吃饭。片刻，蔡锷见已摆脱密探。便出西苑门，乘三等车赴津，绕道日本返滇。蔡锷出走后，哈汉章、张绍曾等都受到怀疑，小凤仙因有蔡锷邀吃饭的电话关系，怀疑更多，受侦探盘问整日，不得要领，因而有“小凤仙挟走蔡将军之美谈，传播全城矣”。另一当事人刘成禺在其《洪宪记事诗》中记下这一传说，并写诗云：“当关油壁掩罗裙，女侠谁知小凤仙。缇骑九门搜索遍，美人挟走蔡将军。”蔡锷在云南起义后，小凤仙安然无恙，并未像有些影视剧中那样遭到关押，另外，小凤仙还是干老本行，所以吴迎说：“这可以证明蔡锷也没有给小凤仙多少钱，不然的话她就不用干这个了。”1951年初，梅兰芳率团去朝鲜慰问志愿军，途经沈阳并演出，下榻于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招待所，见到了当时隐居于沈阳的小凤仙，小凤仙讲述了她与蔡锷的关系，也可作为参考。据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回忆，小凤仙对梅兰芳说：14/14 袁世凯的儿子袁老三常到我屋里打茶围，打听老蔡的生活情况，和哪些人往来？老蔡来了，就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到班子里来。我问老蔡：这些混混好像冲着你来的！他笑而不答。后来有人对我说，蔡松坡是革命党，袁世凯表面上给他挂名差事，很器重他，骨子里却派人监视他，听说他还反对老袁做皇帝，你别跟他太热乎，免得受连累。我那时常听他（蔡锷）讲三国、水浒故事和做人的道理，他又教我认字看书。我觉得他这个人是正派的，在我的追问下，他吐露了真情，并郑重其事请我帮忙。我对他说：“你叫我干什么，是我办得到的，一定尽力而为。”那时外边直嚷嚷袁世凯要当皇帝啦，老蔡常常锁着眉头不说话。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要走了，你想办法，让我从这里脱身。”……那天我给老蔡找了一间北屋，他背向窗，面对穿衣镜，大衣、皮帽挂在衣架上，圆桌面上放着怀表，为的是可以掐钟点。老蔡坐在那里喝酒，可以从穿衣镜里看到外边的动静，我们还把窗上的纱帘去掉，换上纸卷帘，故意卷上去，这样，外边的人可以透过玻璃看见屋里的动静。老蔡估计天津的车将要开行时，出了云吉班，直奔车站。他走时，衣服仍挂在衣架上，怀表亦未拿走，侦缉队以为他去小解就会回来的。接着刘妈就把纸帘放下，外边的人弄不清屋里的人是否还在，这些都是事先布置好的……后来袁世凯派儿子老三来盘问我，并说：“你若告诉我蔡锷哪里去了，我将答应你任何要求。”我说：“我怎么知道他到哪里去呢！”“一生卖人，不期今乃为人所卖”14/14 蔡锷来到天津后，住进了日本人开设的共立医院暗中和梁启超作最后的密商，同时与孙中山、黄兴以及东京、上海、香港、昆明等地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在一切磋商筹备妥当后，蔡锷与戴戡、陈敬铭等各人穿了一套大礼服，共同摄影留念，表示“失败就战死，绝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12月2日，蔡锷改扮成日本人，甩掉了监视的密探，东渡日本，然后报告袁世凯说：“欲请假赴日就医，又恐公不我许，故微行至津东渡。”得知蔡锷逃脱以后，袁世凯乃“顿足自恨，谓一生卖人，不期今乃为人所卖”，并说这是“纵虎出柙”，大有悔意。私下里，他枪毙了失职的侦探，同时派人火速赴天津，试图抓蔡锷回京。但蔡锷已经东渡日本，一去不复返了。据黄兴的后人回忆，当轮船到达日本时，蔡锷与黄兴派来接头的使者互换了服装，对方乔装成蔡锷下船，携带其行李去别府箱根，作就医状。而真正的蔡锷却乘同一条船回到了上海，然后途经香港前往越南河内，再经陆路直奔云南昆明。同时，他预先写好了十几封信，排好日程，说他某某日在某某地游览，嘱咐友人隔日发一封给袁世凯，继续迷惑袁世凯。一直到蔡锷秘密到了昆明，这些信件尚未寄完！所以袁世凯最初得悉蔡锷潜赴云南时大吃一惊，无法相信，因为这些从日本发回的信件“报告他游历的状况，养病的情形。袁氏见来信笔迹一点不错，邮局的销号一号不错，不由他不信”。1915年，“鉴于从远东传来的惊人消息——袁世凯总统正在策划颠覆中国的共和制度”，美国《独立周刊》对袁世凯进行了一次专访，袁亲自出面“辟谣”。他说：“说我赞同恢复帝制，希望成为皇帝的论调，并不是由我的朋友，而是由我的敌人虚构的。……中华民国是否会失败？现在我申明，不会。……的确，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有复辟帝制呼声。……但是，并没有出现帝制派成气候的迹象。”这篇载有《中国的共和制将继续下去》的周刊于11月2214/14 日出版。然而，就在访谈还没发表的11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已经以绝对多数票批准了君主制。12月13日，“迫于民意”，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组织“中华帝国”。而与袁宣布“接受帝制”同时，12月19日，蔡锷也历经险阻来到昆明。22日晚，他和另外37人歃血为盟，其誓词曰：“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之后，他们向袁世凯发出了著名的护国战争第一电——“漾电”：“……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脾。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接着，电文要求将杨度等六人和朱启钤等七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电文最后，要求袁世凯于24小时内答复。袁世凯当然没有回应。于是，12月25日，唐继尧和蔡锷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起兵讨袁，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誓师之时，蔡锷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他瘦得像鬼，只有两眼闪闪发光”作为护国第一军总司令的蔡锷，在反袁各派大联合中起着纽带作用，是护国军的象征。当时被编入蔡锷第一军的支队长朱德在12月25日早晨，遵照蔡锷预定的计划，率领革命士兵驱逐了帝制派军官，宣布起义，并全体开往昆明。朱德这次与蔡锷在昆明的见面印象非常深刻。美国著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对此记录道：14/14 朱德和他的军官朋友们到达昆明后，立刻下车赶到蔡锷的司令部，发现蔡锷正和参谋们开会。朱德说：“当蔡锷起身向他们走去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闪闪发光，肺结核正威胁着他的生命。那时他的声音已经很微弱，我们必须很留心才能听得清。当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我们坐下来，他说明了全国各地起义的计划，并且说云南必须挑起重担，等待其他各省共和派力量组织起来。”三天之后，我们就要出兵四川，袁世凯一些最精锐的部队驻扎在那里。……蔡锷对我们说，要立刻出兵贵州，扫荡袁世凯在那里的部队，然后转道广西，直奔滨海的广东。第一军和其他附属部队要出兵四川，增援部队只要训练完成也应跟着上前线。蔡锷说完，朱德问他：“可是你不能带队去啊！你有病，要送命的。”蔡锷望望他，又把眼光移到别处，说，“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蔡锷率领第一军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在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蔡锷的护国军出师，对袁世凯震动很大，及至1915年12月2514/14 日云南宣布独立，在当天召开的国务会议上，袁世凯竟然语无伦次地抱怨说：“云南自称政府，照会英法领事，脱离中央。此事（帝制）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余为之。”众默然，可见袁世凯的惊慌程度。狡猾的袁世凯并未预料到自己会失败，他曾对曹汝霖说：“四川、云南这些省份，一向目无中央军，所以我派曹锟、张敬尧驻守在四川边境，以防不测。刚刚，我又派了陈宧，带了三个旅的兵发往四川，西南军力薄弱，有了我派的这些部队，不需要担心。”但很快，袁世凯发现形势的发展已远非自己所能掌控。作为其左右手的段祺瑞、冯国璋采取消极态度，使之再也无法调兵遣将。就在护国战争的关键时刻，袁心腹爱将陈宧的倒戈给予他致命一击。陈宧奉命前往四川指挥作战，据说临行前曾特地向袁世凯先行三拜九叩头大礼，说是怕袁世凯登基时他回不来，要先朝敬一下，其虔诚之心可见一斑。可是眼见全国反复辟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陈宧也变卦了，他先是与蔡锷暗中议和，到1916年5月22日，正式宣布四川独立，与袁世凯决裂。冯玉祥说：“西南一带的局面，全靠陈宧维持，袁世凯接到电报后，十分震惊，受到严重打击，不久，袁世凯就一命呜呼了……”袁世凯内外交困，不仅国内外舆论批评声音一片，而且自己的老部下也不听话、不肯卖命。1916年314/14 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袁的女儿袁静雪对袁世凯当时处境回忆：“一方面，蔡锷的护国军已经占领了四川南部，贵州和广西也先后宣布独立，陆荣廷自任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因之护国军声势大振。另一方面，我父亲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一个是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一个则不再那么恭顺地服从我父亲的命令，并且联合了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四省的将军，准备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我父亲看到大势已去，只得亲自邀请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三人到中南海来共同举行取消帝制的紧急会议。……从此他就忧愤成疾，终于身死。”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护国战争结束。蔡锷临危受命为四川督军。当时蔡锷在全国威望极高，被视为“军神”，一到成都，“万人空巷，都想一望风采”。但他的病情已极度恶化，在处理完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1916年11月8日上午，蔡锷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他最后的请求是：”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参考资料：谢本书：《蔡锷传》；冯学荣：《亲历北洋》；袁泉：《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李静睿：《蔡锷——军人之心，唯有共和》；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蒯乐昊：《从蔡锷到唐继尧，乱世里的两种路线》等）14/14 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