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草原植被,治理沙漠化,修复草原生态

专家观点：恢复草原植被；治理沙漠化；修复草原生态；草原区划 依靠大自然的力量来修复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在沙尘暴的治理方面，应当停止在草原上造林和飞播种草的做法，大面积的退化草地可借助自然力恢复。植树如果不考虑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盲目地认为只有种树才能使环境改善，就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相反还会加重沙漠化进程。早20世纪60年代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院士就非常形象地将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树比喻成“抽水机”，因此他不主张在草地上大量种树。飞播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其一，草原地区土壤库中含有大量的种子以及各类繁殖体，只是没有萌发或即使萌发没有生长的机会。因此，飞播只是解决了草地恢复中的一个很小的次要矛盾。其二，飞播带来了大量外来种，一些有毒的物种如醉马草就很容易混到羊柴的种子中飞到优质的草原中。大部分物种不是这个地区生长的，却因借助人的力量扩大了分布的地盘。这在短期内可能我们看不到它的危害，但从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看，则是不利的事情。其三，经济上不合算。因此，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生态上来看，飞播都是不合算的，甚至是有害的。 在那些治理难的“硬骨头”地区，最好的办法是“人退”，减少人为的压力，让自然去修复。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也最早尝到了生态破坏的苦果。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把历史上由于采矿(主要是采煤)而造成的废弃地恢复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并进一步规划成为世界上著名的乡村景观。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利用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过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围封，就是在保证土壤不损失的前提下，保证种子、孢子、果实、萌生根和萌生苗等各类繁殖体能够“安家落户”并得以自然繁衍。利用自然力恢复成功的例子其实很多，例如1991~1999年的8年中，北京延庆山区搬迁人口4356户，山区人口由原来的近6万人减少到3万人，从而极大地缓解了山区森林的压力，林木覆盖率由原来的30%达到了目前的70%以上。香港嘉道里有一片山地，因为农业活动停止了，在40年的时间里自然恢复，形成了郁郁葱葱的森林。在浑善达克沙地，我们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巴音胡舒噶查进行的4万亩的围封实验，滩地上的草本植物第1年就实现了全面恢复，植被覆盖度为100%，草层高度当年达80厘米以上，产草量820斤/亩/鲜重；第2年的草层高度就达1.43米，产草量5300斤/亩/鲜重，自然萌发的2年生榆树苗达321棵/平方米，据当地牧民讲已经全面恢复到了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第3年许多地块发现了高度达1.85米的赖草。在群落演替上，植物种类由当年的地榆、委陵菜、沙葱、冷蒿等杂类草，向优质的无芒雀麦、羊草、赖草、冰草等禾本科草原发展。这是任何人工的力量难以实现的。而在治理前，这里却是牧民们分不出去的碱滩。再如，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的赛罕乌拉生物圈保护区的10000多亩的核心区，搬迁出100个定居的放牧点后，也是在1年内将原来的裸沙实现了全面自然恢复。这些例子有力地显示利用自然力恢复生态系统是最直接、最经济、最有效、风险最小的途径，不应被人们所忽视。在花费大量的金钱治理目前的退化草地过程中，如果采取的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而不考虑到人在退化生态系统中本身的破坏因素，而不让当地的老百姓参与并获得利益，那么治理也不可能成功，相反会白白延误了自然恢复的宝贵时间。因为，“无为而治”也还是符合自然法则的。要警惕那些打着“生态治理”而搞的所谓生态建设工程，进行“生态破坏”做法，尽管人们可能是无意识这样做的。 应该对草原进行功能区规划中国林业科学院院士王涛很高兴草原方面已经有了中国草原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个战略非常重要，希望草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尽快变成国家的决策，同时希望加强草原的行政管理职能，以解决占我国40％国土面积的草原的有效管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资源法制建设中，规划非常重要。实际上在所有的资源法中，规划是基础，要把草原资源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必须加强草原规划的法律地位。《草原法》中明确规定草原的总体规划，但是为了保证规划的实施，不但要有整体规划，还要有部门规划，此外还要有不同地区的规划，这些规划互相衔接、互相配合，才能为草原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建议在规划的基础上进行草原的功能区划。目前，草原的开发利用中，该保护的地方没有保护，不该放牧的地方却放牧了，不该开垦的地方却开垦成了农田，关键就是没有草原功能区区划。草原不等于牧场，不是所有的草原都可以放牧，因此要对草原进行功能区划，在功能区划的基础上加大对草原的保护力度，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在草原的保护与利用中不仅应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合作，而且要加强科技界的合作。21世纪主要是学科间高度综合、高度整合的时期。本次会议上，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学科领域提出的建议很好，但是还需要把这些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学科、不同的领域的建议整合起来，用于解决我国草原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整体的问题，而目前在草原学领域最缺乏的是交叉性、综合性和整合性。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化的培训、推广服务体系与信息网络。 另外在草原生态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中，还有两个潜在的问题，应给予充分的关注。一是采矿业对草原生态的影响，特别是露天煤矿的开采过程中对草原生态及地下水的影响，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仅采矿业开采过程中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而且也要提出采后生态恢复规划。二是草原地区应严格控制人口，草原的环境的容纳量和资源的承受力是有限度的，应该根据资源的承受能力和环境的容纳量来确定人口的数量，控制人口增长量。同时建议尽快兑现生态补偿，建立草原生态效益的补偿基金。 因地制宜发展牧业和农业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更另一直以来大家有些共识，首先是我国人多地少，其次是要保障粮食安全，第三是内蒙古、新疆等北方地区是我们的草原区，同时又是畜牧业较为集中的地区，而南方是我们的农业区，是产粮的主要地区。从东北到西南有一条线，有专家把它叫做农牧交错带，或者半农半牧带。但是实际上，因为南方水域条件好，适合长草食动物，许多名牌品种都出在河南以南的南方，比如南阳黄牛、湘西的黄牛和马头羊等等。所以大家在谈论北方草原沙尘暴的时候，能不能从畜牧业角度思考？能不能将畜牧业的发展重心转移到南方，让内蒙古等北方草原少养点羊，使草原得以休养生息呢？研究草原的专家们能不能到南方搞一个示范区进行尝试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应该鼓励草原等方面的专家到第一线去，去进行调查研究，进行试验尝试，才能掌握第一手的材料，才能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当然国家要为去第一线的人提供优惠政策，这样才能留住人，干成事。建议增加科研经费投入。沙子上只要有好的条件也是会长草的，也是可以固定下来的。竺可桢曾经说过，不能简单地认为某个地方是干旱区或者半干旱区，干旱区有的时候也会发生水灾的。他有个观点，认为地方平均年降雨量和实际年降雨量之间有一个系数，如果系数是40％的话，这个地方是不稳定的，是种不出庄稼来的。就草原区来说，我认为，一定要搞清楚当地十年之内，最大降雨量是多少，最小降雨量是多少，怎么利用最大降雨量来补偿最小降雨量。同时还要弄清楚土地问题，比如土壤成分有何不同、含有哪些不同元素等等。只有把水的问题、土地的问题弄明白了，才能综合采取措施，因地制宜地发展种植业和畜牧业。此外，任何物种根据温度、空气湿度等因素的不同，生长情况是不一样。比如在长江流域种棉花和在新疆地区种棉花长势、密度是完全不同的。造林也是如此，有一个适宜性的问题。在干旱地区造林，就像安装了抽水机一样，所以在克拉玛依栽一棵树比养一个小孩还困难。所以土壤里面林地水的利用等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采用综合保护性农业耕作方式中加项目办公室博士毕大德首先我想把我们加拿大发展项目中获得的一些经验介绍给大家，把加拿大过去出现的类似问题和中国当前的情况进行对比，同时介绍我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发展项目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目前出现沙尘暴的问题和原因，与加拿大30年代出现的情况应该是一样的。上个世纪初，加拿大出现了大面积的干旱，大概在1910年和1911年，在1929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更是出现了严重的灾害，其中受影响范围大概是730万公顷，占了加拿大耕地的三分之一。当时加拿大很多农场主纷纷破产，而目前我到中国的一些县里面考察，看到中国的一些农牧民也出现这样糟糕的状况，很艰难地维持着，必须在这样的环境中维持他们的生活。加拿大曾经有众多的政府机构部门，在多个相关的领域从事草原工作。他们管理着比如环境、水、林业和农业，造成了机构上的重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加拿大就根据立法建立一个统一负责的部门，叫做大草原农田改造管理局，该局由一个部长来负责。实际上很多工作都是由农民来做的，管理局起到协调作用，促进一些协会，比如农业促进协会来开展工作。当时加拿大管理局实施了很多项目，其中有一个水资源的管理项目。水对于农业畜牧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畜牧和农业地区，水是第一大限制因素。良好的节水灌溉项目对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项目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成功的项目就是饲草干草，这对于可持续的畜牧业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中国考察时看到中国的畜牧业在这方面有困难，比如当地牧民在冬天养牲畜非常困难，没什么草料可供应，这一点是非常需要改进的。此外，要支持中国的农牧业地区进行草原的保护和改良，我们认为最大的切入点就是培训和技术推广。无论是气候还是其它多种多样的原因，都导致了草原地区草的生长量的减少，针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对牲畜的管理来减少对草原的巨大影响。但有一点我发现很有趣，就是在有些地区考察时，无论是当地的政府官员还是政策，似乎都在支持养更多的牲畜，比如说衡量一些地区发展的好不好，往往是看这个县或乡有多少头或有多少只牲畜，同时政府对于农民增收的项目往往也是通过畜牧业来实现。我们认为，应当执行保护性农业耕作方式，不光是推广保护性耕作本身，还要整个协调起来，采用一揽子式的综合保护性农业耕作方式。 植被破坏让地表变得敏感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教授刘连友 草地开垦对土壤风蚀有什么样的影响？根据我们在风洞实验室做的实验结果，典型草原的栗钙土、黑钙土，还有固定风沙土，在开垦以后的风蚀速率比原始土壤增加了几倍、十几倍。特别是固定风沙土表，植被一旦破坏以后，它的风蚀速率甚至比扰动前增加上百倍，说明固定沙丘对人类扰动因素最敏感，很容易发生扰动活化现象。所以土地开垦对土壤风蚀速率的强化作用是非常大的。农田区沙尘暴就是因为在扰动以后，草皮层消失了，土块和团聚体结构破坏了，抗风蚀的能力几乎全部丧失了，所以它的沙尘暴才发生那么多。另外，我们在外面模拟了羊群的践踏对地表的破坏，确定放牧产生的表土破碎量有多少。结果表明，表土破损量随着践踏次数的增加而增加。地表在遭到践踏破碎以后，在风力的作用下很容易造成风蚀，因而它对起沙起尘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草原地区机动车越来越多。很多地方机动车就在草原上随意地跑，时间长了，它对草原的植被、土壤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汽车在路上来回碾轧，会产生大量的破碎土块，而且随着碾压次数的增加，表土破碎量呈指数增加的现象。分析发现，汽车碾压产生的破碎表土，也主要是易蚀性颗粒。所以在很多草原地区，如锡林郭勒草原，常常可以发现十几条车道，一两百米宽的光秃秃的汽车路，地表风蚀非常严重，最深的地方达到三米多，形成数公里长的风蚀廊道。关于草原地区风沙的治理，应该从控制风蚀的角度考虑。农田土壤风蚀主要是应该实施保护性耕作，因为农田是一个最主要的尘源区，将农田全部退耕也不现实，关键是怎么样种粮食，同时又不让它起尘。国外推行了很多年的留茬、免耕、少耕、生态缓冲带等是值得借鉴并推广的，还有草地保护、植树造林、减少各种扰动等。 让草畜人系统健康和谐地运转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沙尘暴的问题，主要不是北京的问题，问题主要发生在草原上，这一点要清楚，老是在京津地区防沙尘暴，这是不行的。所谓沙尘暴，实际是尘暴，细微的尘粒从高空飘来，是防不住的，种树也挡不住，要在草原上下工夫。最近我在国务院沙尘暴防治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就是防治沙尘暴的主体在草原。对草原这个防治沙尘暴的主体是不可忽视的。要防沙尘暴仅仅建设草原是不够的。要把草原的草畜系统与农区的农耕系统耦合起来，例如牧区育成，农区育肥；在牧区和农区建立人工草地，减轻牧区压力等。新的《草原法》把人工草地纳入草原管理范围，在认识上这是很重要的发展，因为它把农区的草地考虑进来了，打破了农区和牧区截然分割的传统。要防治沙尘暴，就得把相关地区的草畜系统（在牧区）和农耕系统（在农区）整合为一个完整的草地农业系统，而不是把草原区与农耕区割裂开来，这才能够养得住人，养得住自然资源，养得住生态系统。 沙尘暴不仅仅是生态问题，生产问题也要兼顾。如果仅仅是生态问题，禁止放牧把人搬迁走就可以了。但是不行，因为不解决农牧民生产、生活问题，再强的措施也办不了事。比如你要禁牧，但牧民们要生活，你白天不让放牧，他就晚上放牧。有人形象地说，现在我们正在把家畜变成昼伏夜出的野牲。这些问题必须要敢于面对，不能搞掩耳盗铃。所以生态和生产的问题要全面地考虑。沙尘暴的问题既是自然现象，也是社会现象。沙尘暴是在自然因素的基础上由于人为干扰加剧而造成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是以自然因素为立脚点的，非生物因素、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构成了生态系统。非生物因素就是大气因素、土地因素，包括水、土等，这是地带性的大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在这个基础上，人类怎么生活，怎么样跟自然和谐共存？这就要求我们做一个聪明的社会人，要保护我们的环境，培育我们的环境，而不是把它弄垮，所以在极其尊重自然因素的基础上，要很好地规范我们人类的社会行动。防治沙尘暴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措施。防治沙尘暴的根本出路是什么？就是建立健全中国式的草业系统，没有这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效果是很小的。关于草业系统，我们还很少研究。过去我们过分否定游牧，现在某些地区又全面否定放牧，是缺乏依据的。其实游牧在古代那是人跟自然和谐共处的方式，逐水草而居，不是人赶着牲口走，是牲口引着人走，这是人类最早的仿生学。这样就把“草－畜－人”的系统运转起来，是系统的和谐行为。不能完全否定游牧方式。后来牧民定居下来了，那么如何把原来的合理内核保留下来，继续“草－畜－人”系统健康的运转？这需要深入地研究，不要鲁莽从事。实际上也就是研究“草―畜－人”的关系问题。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草－畜－人”三者之间发生严重的系统相悖，也就是系统性的不协调，问题的根本在此。如果在系统发展上缺少远见，缺少认识，只靠一条条的措施可能不起什么作用，哪怕花很多钱。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我觉得草原监测是非常要紧的，不仅仅是监测草的生长状况，连水、热的动态，家畜的生长繁育状况，甚至是畜产品的价格、供求关系，也要纳入整个监测系统，全面监测起来，才能为“草－畜－人”和谐相处，提供制订策略的依据。 开垦草原严重违反生态规则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苏大学对于天气条件我们人类是无法作为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减小沙尘源方面有所作为；因为沙尘暴的沙尘源有一部分是来自国外，是从蒙古、哈萨克斯坦来的，这个我们无法作为，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沙尘源应该说是有所作为的；中国的沙尘源有一部分是沙漠，还有一部分是新生的，对于地理历史年代形成的沙漠，我们是无法作为的，但是我们对于新生和人类经济活动所造成的新的沙尘源，应该是有所作为的。 新生的沙尘源有哪些呢？一个是浮沙地，一个是沙质草原、沙质荒漠，还有干涸沙质的河床湖泊，以及旱作农田和撂荒地。杨根生先生对地表物质样品分析表明，北方沙漠零星沙地和沙漠的含尘量占2.56％，沙漠边缘地区平均含尘量11.94％，旱作耕地的平均含尘量30.37％，沙质草原的含尘量51.86％，干涸的湖盆和干旱河床的含尘量是2.56％。可见沙质草原和旱作耕地为沙尘暴提供了大量尘物质，这也是北方地区沙尘暴的主要尘源，也是我们有所作为的地方。开垦草原是沙尘源形成的重要因素。过去长城是南方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分界线，随着草原垦殖和农耕活动向草原区的推进，在长城北面形成了农牧交错区和沙尘源。汉朝、唐朝以来，屯垦戍边开垦的草原，凡是没有灌溉者，无一不沦为沙地。新中国成立后，为确保粮食供应，草原开垦从未停止过。土地的过度垦殖结果，致使天然植被覆盖度日益减少，裸地、沙地、撂荒地和沙尘源面积日益增加。全国农业区划办调查显示，在1986年到1996年十年间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甘肃开垦2912万亩草原，然而最后开垦的土地49.2％被撂荒了，撂荒地就成为了沙地。这严重违反了生态规则。我觉得科学防治沙尘暴应从增加地表植被覆盖、减少沙尘源面积方面着手。首先要科学规划沙尘暴源头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干旱草原区和荒漠区，宜逐步退耕还草，恢复草原植被的原来面貌；停止向牧区草原推进各种农耕活动。其次是科学规划、论证、实施干旱区生态建设项目。干旱区生态建设项目必须进行水土资源平衡论证，严防耗水型生态项目，耗水型产业项目上马。纠正草原造林的不当行为，草原补播改良尽量采用当地耐旱的乡土牧草品种。对草原区耕地的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实施相同的补贴优惠政策。 以最小面积养活人让大量土地自然恢复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郑元润大家知道北方沙尘暴主要起源于北方，特别是植被退化、过度放牧开采的地区，为沙尘天气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来源。因而有效治理土地荒漠化是治理沙尘暴的关键。恢复植被，必须以依赖性植被为主，否则将事倍功半，得不偿失。例如，黄土高原造林是成功了，但是有个问题，当地群众形象地说“远看绿油油、近看黄水流”。眼看树木似乎长得很好很绿，但是一旦下雨、雹冰来临的时候，因为地表上的草发育不了，所以水土依然流失了。另外在不同的荒漠区域应该实行不同的恢复植被密度的方法。从东到西降雨量是变化的，植被盖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一概强调在什么地方造多大的植被，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不同的植被密度。还应该注意多物种的合理配置、恢复植被的稳定性等，应该合理使用乡土种来恢复植被，这样才具有可持续性。无论草地恢复得多么好，也达不到以前的水平，如果不解决人类的干扰，不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即使恢复得再好那也是不成功的。所以我认为成功的关键是如何以最小面积的土地，高质量养育最大量的人口，从而使人在最小面积的土地上来提高生活的质量，使大量的土地可以解放出来，在自然和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让土地自然恢复。 为工作方便，我们把毛乌素沙地概括成三个类型，一个是盆地、一个是软梁、一个是硬梁，这三部分比例大概是1∶3∶6。我们希望从总体上规划土地利用方式，比如说在滩地上那我们就要建立一些高产复合的农牧地、建立高产的饲料地、建立高效的人工草地，以提供当地畜牧业生产所需的饲料。在软梁地带，可以引入当地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一些灌木。目前我们已经尝试着在当地做了一些示范推广工作，效果还不错。示范工作是需要长期坚持的，过去一些攻关项目一结束，示范工作就结束了，或者示范基地就不存在了。由此我想到，我们国家过去的荒漠化防治，是自上而下的，就是政府拿出一部分投资来，组织地方政府，组织一批科研人员，在下面示范推广，这非常好。但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脱离了实际，当地农民、当地政府究竟想些什么，可能考虑的很少，这样的结果是,有可能项目完成以后，当地人的积极性就不高了。能不能再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机制，在制定政策时，首先看看基层究竟想要什么，农民想要什么，地方政府想要什么。这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起来效果可能更好。 退化的土壤比植被更难恢复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副研究员辛晓平我觉得要研究沙尘暴问题，不仅仅要关注北京的沙尘是从哪里来的，更要思考的是草原上的沙、草原上的土到哪里去了，要考虑那么多被侵蚀的草原最终会受到什么影响。沙尘暴的发生，应该说是由于草原上土壤风蚀和土壤形成的过程处于不平衡不持续阶段而造成的。草原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其土壤植被是稳定的，但是许多地方由于开垦或退化，稳定性被破坏了。另外开垦比退化的破坏更厉害，因为土壤的结皮被破坏了，土壤表层的有机质发生了变化，土壤的表层结构也随风蚀有了变化。我认为现在还没到人沙对峙的地步。因为草原的恢复是从很多的层次来讲的。影响沙尘暴的是植被，而不仅仅是植被覆盖度，植被覆盖度是植被最表层的，在植被覆盖度的后面还包括物种的变化、土壤的恢复等等。就是说，植被覆盖度也许恢复了，但是土壤结构尤其是土壤结皮和土壤根系却不可能很快恢复。我们在高估植被覆盖度对沙尘阻挡作用的同时，也低估了植被的土壤对于防风固沙所起的作用。我们曾做了个实验，在一个围栏20多年的样地，把地表植被齐根剪掉，第二年齐根剪掉覆盖，地表覆盖虽然没有了，但这块地因为有很长时期的围栏和保护，地表结皮很好，地表有机质、结构也都很好，所以风沙对这块地的并没有很大的风蚀。这说明地表以下的东西在起作用。所以说对荒漠化的控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少有几个阶段。首先是植被盖度的恢复，这需要几年；其次是植被的结构，可能需要十年以上才能恢复；而退化的土壤的恢复包括土壤有机质、土壤微生物种群等，至少需要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恢复。 开垦的土壤可能比退化的土壤还难恢复。因为土壤的结构破坏得更厉害，比如呼伦贝尔草原上有块地，是1962年开垦后又撂荒的，这块地和原生群落比较，土壤结构和土壤有机质都有很大的差距，估计上百年都不见得能恢复。像内蒙古成吉思汗边墙，当初土壤的剖面都破坏了，到现在已有上千年了，目前已经恢复到特别好的栗钙土，这个恢复过程需要几百年的时间。事实上草原生态要真正恢复到很稳定的群落，至少需要几十年，而不是几年时间。不能因为看到植被盖度起来了，我们就认为是恢复好了，其实还差得很远。 浑善达克的忧思——访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人民日记者　杨健（2003年7月31日）是什么让浑善达克草木枯黄、风沙漫天科学家的职业就是跟科学打交道。可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治理风沙这么些年，中科院植物所所长韩兴国和同事们更多的时候是在跟不科学的东西较劲。多雨的夏天擦亮了锡林郭勒草原的绿意。从多伦驱车向北，路边不少地方草已没膝。收音机里说，近年来的生态治理改善了浑善达克沙地的环境，这处对北京城威胁最大的风沙源正一天天温顺起来。“别光看这路边上。往腹地去，那里的变化并不大。”韩兴国在前座上直摇头。在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白永飞副站长指着一处近两人高的沙丘说，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平整的草地，仅仅1000天，风就把它啃成了这“狮身人面像”。草地的退化让视野豁然开朗的田鼠们不再惧怕天敌的威胁，繁殖能力迅速增长，膘肥体壮的田鼠“200米外就能分出公母来”。草木繁茂的时候，蝗虫们的卵80％都产在干草上，冬天全被冻死；可如今，蝗虫卵在土里安然过冬，已经连续5年形成大规模的蝗灾。是什么让草木枯黄、沙丘林立、土壤裸露、风沙漫天？是干旱？是虫害鼠害？还是难以逆转的全球变化？——“让你们猜个谜语吧：青青一片绿草地，打一种花。”　　“梅（没）花。”——“天边羊儿来栖息，打一种水果。”　　“草莓（没）。”——“天长日久草吃尽，打一种水果。”　　“杨梅（羊没）。” 50年来，曾经水丰草茂的锡林郭勒草原承载的牛羊从140万头骤增到2000万头，正走向这连环谜语的第二个谜底。而驱赶着这些牛羊的，是人类的趋利行为。贪欲和无知猛于虎。治理草原生态，管理比高科技更重要从1979年生态定位站建站时起，一批又一批科学家为治理风沙想了很多办法。“以前固沙靠飞机播种，一亩地造价上百元，可风一来，迎风面的种子刮跑了，背风面的种子被掩埋，能发芽的太少。后来我们在沙地上种小麦，不为收麦子，主要是让它们形成生物网格，为羊柴、沙蒿等沙地先锋植物遮风。”科学家们对1/3的沙地采取这种方法治理，其余2/3的沙地则实行围封禁牧，让其自然恢复，一亩地仅用10元钱，效果不错。植物所蒋高明研究员对“自然力恢复论”极为推崇。他以定位站24年来的实践证明，只要管好了牛羊，自然灾害一般不会对草原造成毁灭性破坏；反观今年，尽管雨量丰沛，很多未受保护的草场退化情况却并未缓解。一道围栏，将25公顷大针茅群落草地与羊群隔绝了23年。一道围栏两重天，栏内草长莺飞，栏外沙土狼籍，土壤厚度相差12厘米。“要自然形成这12厘米土壤，得几百万年。”白永飞研究员说。“别以为架围栏是什么好办法。跟圈羊相比，圈草太笨了。”韩兴国掰着指头给我们算，圈1000亩地和圈1000头羊，成本相差最少在5倍以上。可要改变放养方式，又谈何容易！为适应实际情况，定位站发明了“延迟放牧制”，圈出100公顷草地，春天休牧60天后再让牛羊进入。用这个办法，牧民由买草到卖草，收益提高不少。“道理很简单，吃鱼苗和吃鱼谁划算？为什么要让牲畜把刚发芽的草糟蹋干净？”然而现实远不像实验地里那样简单。定位站组织牧民实行划区轮牧，说好了一片地里放200头羊。牧场场长一看承包人有赚头了，就算计着第二年停止承包。结果承包人把亲戚朋友的羊都招到地里来，400头羊把整个草场糟蹋得寸草难生，定位站21万元投资顿时灰飞烟灭。“草原生态治理需要高科技吗？我看不要。我们今天的这些办法，美国人60年前就开始用了，关键是人家干得彻底。”韩兴国瘦瘦的胸脯气得直鼓，“而我们当地一些干部天天在那里喝酒———你北京人不是怕沙尘暴吗？拿钱来治呀！锡林郭勒盟7年治沙投资4.6亿元，上级一检查就拿定位站这点示范地交账。有的盟领导还说，浑善达克的羊不是吃馒头长大的，意思是说浑善达克有的是草。它吃的是草吗？它吃的是明天的清风和蓝天呀！”研究员、博士给牧民讲退牧还草，未必不是一种浪费 照理说，定位站的主要研究应该侧重在基础科研方面。“我们10多人，大多数是研究员、博士，天天给牧民讲怎么退牧还草，实在是一种浪费。把当地干部发动起来，每人像白永飞一样管上1万亩地，浑善达克的风沙早治理好了。”但面对眼下的现实，韩兴国们忍得下心去只做自己的基础研究吗？每年争来项目之后，定位站要接待数以百计的流动研究人员。基建经费不够，博士生们自己出去买砖买瓦，一根一根量钢材，140万元的预算最终只花了37万。电话线接通了，发电机买来了，他们一点点添置仪器，完善管理制度，让大家1元钱可以洗一次衣，买张卡就能租个干燥箱。以前到这里做研究的人，总得背着大堆瓶瓶罐罐回去，现在在站里做分析，费用比在北京做还便宜。“我们80％的时间在搞管理，按现行的评价体系，恐怕过几年就会因发表论文太少而被淘汰。”白永飞有自己的苦衷，但即使这样，他们剩下的一点宝贵时间，也还是用在了应用研究和示范推广上。从北美引进的紫花苜蓿越冬成活率只有21％，他们优选当地的黄花苜蓿，培育直立株，不仅省钱而且成活率高。一些名贵中草药生殖效率急剧下降，他们引种后进行改良。锡林浩特市从国外引种的草皮每英亩耗水二三十吨，一年的花销在200万元以上，他们及时培育侧地柏等当地绿化品种加以替代……3年前，中科院启动西部行动计划，蒋高明和同事来到正蓝旗，在巴音胡舒嘎查划出4万亩退化草场，开始了风沙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接近完成，蒋高明担心3年的成果毁于一旦，与4名同事个人出资25万元，村里将草场折合75万元，双方合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确保牧民按照现有模式继续进行管理。蒋高明想发财吗？“不想。”蒋高明想出名吗？“不想。我只希望心里的焦虑一天天轻下去。我只希望这片草原一天天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