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三国演义

第二讲《三国演义》以汉末三国时代的历史故事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小说。它在小说史上，具有无可置疑的开创性和典范性的重要价值。一《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陈寿的《三国志》，是记载三国历史的正史。南北朝时的裴松之，引用当时他能见到的二百余种有关三国的史料，为《三国志》作注，又极大的丰富了这部正史的内容。《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就是创作《三国演义》的最主要的历史依据。　　汉末三国时代，政治军事斗争异常复杂，人才辈出。所以三国故事及人物，两晋以来就在民间广泛流传。隋炀帝观看的水上杂戏表演中，已有民间传说的诸如刘备马跳檀溪等三国故事。唐人李商隐《娇儿诗》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两句，描绘出儿童以三国人物相戏谑的情景，正说明三国故事在社会上流传之广。在宋代，随着“说话”伎艺的发展，“讲史”门类中已有专门“说三分”的科目和艺人，从《东坡志林》中的一段记载可以看出，听说三国故事，已是民间极普遍的事情，而且所说故事已有了明显的拥刘反曹的倾向：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在宋代初具规模的戏剧舞台上，已有敷衍三国故事的剧目，甚至有观众在看完演出后，头顶木桶，模仿刘先主形象，几乎“以叛逆蔽罪。”（见《宋史·范纯礼传》）在元代，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杂剧，多达数十种，还产生了像关汉卿《单刀会》这样的优秀作品。而至治年间刊印的平话五种之一《全相三国志平话》，则是一部三国故事的写定本，它的内容与后来的《三国演义》虽有很多不同，但它从“桃园结义”开始，写到诸葛亮病殁结束，则基本确定了三国故事的格局，在《三国演义》成书过程中有重要的意义。　　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正是在正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包括戏曲、平话）的基础上，创作了这部伟大的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人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据正史，采小说，征文辞，通好尚，”这实际上正概括了这部小说的成书过程。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大作家罗贯中。据《录鬼簿续编》记载：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　　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一般认为，《录鬼簿续编》为明人贾仲明作。至正甲辰，为公元1364年，仲名时年　22。作为与贾仲名为“忘年交”的罗贯中，是时年当五旬，由此可推测罗贯中生年当在1315年左右。倘以享年70计，则卒年当在1385年以后。他是一位伟大的小说戏曲作家，现存作品，小说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平妖传》，戏曲有《宋太祖龙虎凤云会》。　　现在能见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壬午年（1522）刻本，即所谓嘉靖本。全书24卷，240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前有庸愚子（蒋大器）弘治甲寅的《序》和修髯子（张尚德）嘉靖壬午的《引》。嘉靖本之后，出现了大量新刊本。清康熙年间，毛宗岗对嘉原书进行了加工修改，定为120回，每一回加上对仗工整的两句回目（原为较粗糙的一句），在卷首有长篇的《读三国志法》。毛宗岗的修改本，成为《三国演义》流传最广泛的通行本。二《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　　《三国演义》“陈叙百年，该括万事”（高儒《百川书志》），所叙故事起于184年黄巾起义，终于280年晋武帝灭吴，“三分归一统”。描写了汉末三国时期近百年间各个社会集团之间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生动画面，表现了极其丰富复杂的思想。　　（一）《三国演义》真实地再现了公元3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暴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无数封建政治集团，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彼此征战，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品十分明显地流露出对军阀罪恶的痛恨，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修髯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所说的“欲知三国苍生苦，请听通俗演义篇，”就道出了全书的这一倾向。　　（二）《三国演义》明确地表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人民大众的愿望。书中虽然存在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论思想（毛本尤为突出），然而，反对分裂，拥护统一的倾向，则是显而易见的。而究竟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或政治集团来统一天下，这却是全书思想内容的关键。历史上的曹操，为统一国家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三国演义》赋予曹操的却是奸诈、残忍、骄横、多疑的品格，不仅写他“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政治品格，而且还通过残杀吕伯奢一家等情节写出了他的道德品格，从而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以“宁使我负天下人”，“休使天下人负我”为信条的奸雄形象，使他集中了封建统治者种种恶劣的品格。与曹操相对立的另一个军阀刘备，在作者笔下，则具备了一切美好的品格，成为一个“宁死不为负义之事”的贤明君主，正与曹操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就形成全书自始至终的“拥刘反曹”的倾向性。作品中的刘备，爱民如子，忠厚仁义，礼贤下士，终生为复兴汉室而奋斗，整个蜀汉集团中，君臣如同手足，将领皆为忠义之士。故在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实力皆不及孙、曹的形势下，而终于能占有西蜀，与孙曹鼎足而立。对这一切，作品中充满了赞誊。很明显，刘备及整个蜀汉集团，实际上正寄托着作者及人民大众的政治理想，希望能有像刘备那样的明 君，像孔明那样的贤相，并由他们统一天下。这也正是“拥刘反曹”倾向的实质。当然，这样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实现，刘备、诸葛亮都没有完成统一大业，因此，全书又具有某种悲剧性色彩。作者生当元明易代之际，表达这样的理想和愿望，也是一种深沉的寄托。　　（三）《三国演义》热情歌颂了忠义、勇敢和智慧。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活跃在政治军事舞台上的杰出人物。关羽，作为蜀汉名将，除了勇武，更重要的是他的忠义。他身陷曹营，不为金钱美色所动。为寻找刘备，他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这是对刘备的忠义。为了表现关羽的义，作品甚至写他华容道义释曹操，为义而不分敌我。诸葛亮，为辅佐刘备成就大业，一片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时，他又是智慧的化身，在复杂纷繁的斗争中，表现了超人的预见性。对于这些，作品无不给予热情的歌颂。　　（四）《三国演义》也存在着明显的封建糟粕。例如在毛本中得到强化的历史循环论、正统观念等等，都是落后的封建主义历史观。此外，作品中多处出现的封建迷信的描写，当然也是应予否定的。三《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虚”与“实”的构思安排。《三国演义》在依据正史，博采传说的基础上加以创造，虚实结合，巧妙构思，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清人章学诚说《三国演义》“七实三虚”，并对此加以指责；但如果不作机械的数量的理解，那么，或许正说明其全书主干、框架是史实，而具体的情节与人物性格是虚构：这倒正是《三国演义》的成功之处。例如三顾茅庐，正史上确有“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这是史实，但“三顾”的具体情节，则完全是根据史料和传说虚构而成。　　《三国演义》创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一些主要人物，无不个性突出，形象鲜明，有血有肉。曹操、关羽、诸葛亮，之所以被称之为“三绝”，从艺术上来说，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个性特征是非常突出的。通过才智相当的人物之间的较量来表现人物的个性，是《三国演义》重要的艺术手法。例如在赤壁之战中，诸葛亮的对手，既有老谋深算的曹操，又有才华四溢的周瑜，而诸葛亮的智慧、才干特别是预见性，恰恰是在战胜这样的强大对手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空城计的情节中，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也是一个才智高超的强者，诸葛亮的智慧又一次在与强者的较量中得到展示。这正是毛宗冈在《读三国志法》中所说的“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的道理。　　《三国演义》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战争，成为写古代战例的典范作品。特别精彩的是对战前准备的描写：敌对双方如何确定战略战术，如何调兵遣将，如何刺探虚实，如何利用对方的弱点，都写得十分生动逼真。作品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已远远不是描写战场的“热闹文字”，而是表现战争中将帅的智慧和思想，因此，《三国演义》也往往被视为一部优秀的古代军事文学作品。作品中所描写的赤壁之战等著名战例，不仅成为后世很多戏曲的题材，而且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参考材料。 　　《三国演义》的语言、文风也很有特点。庸愚子（蒋大器）《序》文中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记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高儒《百川书志》说：“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文不甚深”，“非俗非虚”，正是《三国演义》相当突出的语言特点。　　当然，《三国演义》在艺术方面也有明显的败笔。这主要是在人物塑造中为突出某一性格特点而写得太“过”，——过犹不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另外，一些宣扬宗教迷信方面的情节，显然也是艺术上的重大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