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文化精神略论

略论《三国演义》的文化精神《三国演义》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断代体古典名著小说，它讲述了从东汉末年时期到晋朝统一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第一句话这样说到：“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此开端，讲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书中还有上百个人物、无数的军事谋略，写到庸主献帝、刘禅，无能之辈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刘璋，气量狭隘的周瑜，长厚的鲁肃，勇者张飞、许楮、典韦，下至因行间而贻笑千古的蒋干，无不个极其态。它以文学的形式叙述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精神，同时也承载着古老的传统文化，体现着民族的某种深层心理。自古以来的万千读者，从中受到的文化熏陶和某种心理引导也是在无意识中实现的。文化既是一种人类现象，也是一种民族现象。中华民族创造了中华文化，它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中国文化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次的内容，是中国文化的灵魂。《三国演义》是传统文化的积淀物，它所阐述的忠、教、仁、义、爱的道理，无不深入人心。正因为此，《三国演义》被打上了浓厚的文化精神烙印。本文将试着从家族主义，天人合一，伦理传统，中庸谐和等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着手，略谈《三国演义》中的文化精神。一、家族主义思想家族社会的出发点是血缘关系，同一个祖先，同一支族谱。家族社会总是将血缘亲情入在极其重要的地位，立宗祠，修族谱，设义田等，无不体现出强烈的血缘精神。清代文人龚景瀚曾作《义田歌---为秦蓉庄先生作》中“三代以降废宗法，收族无人思不恰；各子其子亲其亲，百富未闻周一乏。”皇帝也曾谆谆教导“尔兵民独不思子姓之众，皆出祖宗一人之身，奈何以一人之身份为子姓，遂相视为途人而不顾哉！”血缘亲情，家族伦理便成为一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极其重要的道德概念和价值观念。刘备“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随曹剿灭吕布后，回朝廷见到当朝皇帝，受“皇叔”之称；刘备和关、张一相识，就皆为异姓兄弟，是他们的关系蒙上了浓厚的受阻亲情色彩，生活上与关张事则同桌，寝则同床。正是这种密切的关系，纵使曹操用高官美女对关羽关怀备至，关羽还是“如果知道刘备的下落，虽远必往”，全然不领曹操赠送赤兔马的热情，至此足可见刘备集团的稳定性。再如刘皇叔从始至终以兴复汉室为理想，全书也以蜀汉故事为重点，写魏蜀吴的彼此战争。他表面上是在为全国的黎民百姓谋福，可实际上却是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是中国特有的血缘观念和家族社会在政治生活上的映射。血缘观念伴随着家族社会，并成为一中特有的文化现象。二、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文化追求和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自然”即“天”，既所谓的“天人合一”，强调“天”和人的统一，反对把人和“天”割裂，对立起来。人通过自身努力，与宇宙本体相契合，人与自然协调一致，视人生与天地为一体，把天地人伦化，感情化，人生与天地浑然一体，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共同化育种，自然生生不息，人生得以升华，人在这种生命运动过程中获得享受。《三国演义》中的天人合一思想集中体现在肯定天地之间，人神之间，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情感，表现人的本性，弘扬人的思想，维护人的尊严，强调“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两齐观，人文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上。它的主要形式是占卜和星相术。诸葛亮夜观天象，以及运用“六丁六甲”来呼风唤雨的描写；对关羽，“身长九尺，髯长两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 的肖像描写；诸葛亮出山前，有人把他推荐给孙权，他见了孙权边坚决地走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辅助孙权？他回答说：“孙将军虽是个人主，但我观察他的气度，他只能使用我，所以我不能留下。”，以及后来孔明“吾夜观天象，见将星落于荆楚之地，已知云长必然被祸”，都体现了天人感应说，把自然与人结为一体，表达对英雄陨落的无奈与崇敬。三、高度重视伦理道德思想儒家思想一切从道德出发，处处体现出一种精神道德，并以此为其学说核心，“仁学”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内在精髓。中国文化高度重视伦理规范和道德教化，具有超越宗教情感和功能，从而形成以“求善”为目的的“伦理型”文化，和西方“求真”为目的的“科学型”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点上，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理、智、信”不谋而合。赵云早年看到自己的上司公孙瓒为无能之辈没有非常喜欢刘备，也只能等到公孙瓒死后才投奔刘备；关羽在从徐州回许都的路上，关羽和两位嫂嫂一共只得到一间屋子，关于让嫂嫂住进屋内，自己在外面站了一晚上；魏延自少年时就看中刘备，辗转投奔，直到长沙杀了韩玄，他才实现了追随刘备的夙愿。这些人一旦跟定了某个领导后，无论受的委屈有多大，也抱定“忠臣不事二主”的态度委曲求全，他们身上体现的道德理智，是西方民族所不能比拟的。四、中庸和谐思想中国文化重和谐与统一，富有中庸和谐的特点，而西方文化体现为分别和对抗。儒家的伦理思想把中庸和谐当作最高的道德标准，道家把道，人生和美直接联系在一起，也是为了和谐。中国文化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不同派别之间的思想文化互相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容，佛道相通，儒佛道三教合一，以致对外来宗教的容忍和吸收，都是不争的事实。刘备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在政治上以仁治为本的方针，在一切社会生活方面广结仁义，因而更多地赢得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刘备自觉地以儒家的政治思想来规范自己，因而成了一位颇有群众基础和社会声望的政治领袖。然而，同是儒家思想，也有它的许多限制之处：儒家的“仁”主张爱有差别，这就导致他在处理内部关系时，有亲疏之别；仁政观念常与实现目标的政治手段发生冲突，这使得他丢失了好多实施目标的机会。道家思想本质上主张人们逃避和远离政治，但道家思想中的大智慧，大谋略却为许多政治人物所吸收，司马懿就是典型的一位。道家的谋略思想要求人们“知雄守雌”、“上善若水”地柔弱处下，以柔克刚。司马懿的政治活动大量吸收了这些思想，他是曹魏集团里成长起来的优秀将领，曹操争夺张鲁的汉中地时，司马懿为曹操提出过许多极有见地的战略策略，深的曹操的赏识，因而成为曹操临死的托孤人之一。相比之下，曹操则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法家主张不计亲疏，以法治众，这在他的一生的政治行为中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他曾告诫自己的儿子“法不徇情”，并曾经“割发代首”；他颁布法令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自觉的实施发家的政治主张。法家思想的指导使曹操成功的网罗，组织和驾驭了一个庞的大政治集团，也使他载具体的政治手段的抉择上有一种直奔目标的勇气，而无刘备那样瞻前顾后的忧虑，也是他在军事斗争中充满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