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红楼梦

陈寅恪与红楼梦摘要：史学大师陈寅恪并未曾就《红楼梦》一书做系统之研究，然通过考察相关资料及翻检陈先生之相关著作，《红楼梦》一书中相关人物、资料时时出现于先生的著作之中。尤其是在他学术生涯的中后期所著之《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三部书中有关《红楼梦》相关的论述尤多。陈先生在其学术著作中对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传统小说资料的运用，显示了他广博的学术视野和运用材料的能力，开启了“文史互证”的研究典范。通过考察陈先生中后期的相关著述，我们也能够了解到他对文学特别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文学作品的态度以及这些著述所呈现出的文化取向和深邃而丰富的人文精神世界。关键词：陈寅恪；红楼梦；小说；文史互证一、陈寅恪的“红楼”情节“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陈先生与他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一样，早年即已阅读了大量的传统小说，而《红楼梦》无疑是其接触到的最早的也是最感兴趣的小说之一。“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弄……伯舅山阴俞觚斋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弄，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钞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1]这段话不但指出了戚序本石头记的来源，更透露了陈先生早岁读书的经历，对接触到精本《石头记》留有深刻的印象。虽然在这里陈先生并没有透露更多的阅读《红楼梦》信息，但是从其以后在相关著述中征引《红楼梦》相关材料主要集中在戚序本《石头记》这点来看他对该版本《石头记》应是最为熟悉。陈先生少年即求学海外，而在海外求学时也曾和友人屡有《红楼梦》的相关探讨。据陈先生生平好友吴宓先生日记记载，他们于1919年在哈佛相识，相识的机缘即是《红楼梦》，吴先生在哈佛曾发表“红楼梦新探”演讲，陈听后即题《红楼梦新探题赠》一诗相赠。在作题赠的当晚，陈吴两先生即有《红楼梦》的更深层次的探讨。据吴宓日记所载，他们在谈到“情之为物”时，陈先生认为：（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寝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无所谓情矣。”[2]陈先生这段论“情之为物”的文字想必是给吴宓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故在其日记中详加记述。而陈先生对“情”之一说的解析亦颇有精妙之处。虽然吴宓先生指出陈先生以“西方所谓sexology之学及欧洲之经历参证”，但是从陈先生论述“情之为物”的例证到阐释我们仍能从中看到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所发挥的作用。如陈先生所说的“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一说就与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一脉相承。《题词》有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能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也，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3]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虽然更为详尽，陈氏之说相对简略，但二者的基本意思并无二致。而陈先生所说的“情”之第二境：“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寝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与之类似的是经脂砚斋指出曹雪芹原作八十回后的《情榜》一回中以“情情”来评林黛玉，以“情不情”来评贾宝玉。而在脂砚斋评阅之《石头记》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含耻辱情烈死金钏”的回前总批中，脂砚斋也引用了汤显祖的七绝“无情无尽却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4]之所以引用这首诗，是因为它“堪合此回”故“录之以待知音”。而陈先生以情之说演说《红楼梦》相关人物，堪为“红楼”知音。陈先生早年虽然阅读了大量的传统小说，“然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故虽曾读之，亦未深有所赏会也。”这段话固然是针对阅读钱牧斋著作而言，但其情形对以《红楼梦》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来说亦是“堪合”，陈先生在其留学海外及学术生涯的早期对小说一体虽然广泛阅读，然当时尚未纳入到其学术著述的视野当中，故未曾作过多关注。他对以《红楼梦》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深入的探讨和实际运用在其从海外归国后，特别是在学术生涯的中后期。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认为陈先生的史学观念和实践发生了三次明显的转向，即从早期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到中期的“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再到最后的“心史”这三个阶段。[5]余先生的考察大致不差，我们从陈先生的著述年代中大致也能得出这么一个认识。正是在陈先生著述的中后期，他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文史结合的研究领域，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就有了很大关系，“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特别是在《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三部著作中，陈先生大量运用诗歌、小说中的材料来考证相关史实，同时运用自己渊博的学识对小说、诗歌进行令人信服的解读。而在这个过程中，陈先生对《红楼梦》也有了详细的考察、诠释以及解读。陈先生对红楼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红楼梦》研究的关注 陈先生虽然没有与《红楼梦》有关的著述问世，但是他早年对小说的兴趣以及他的生平好友对《红楼梦》的热衷与研究及当时“新红学”的产生等因素也决定了《红楼梦》在其著述中仍是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话题。陈先生早年留学海外与吴宓因《红楼梦》而交往已成为学林佳话。“风义生平兼师友”，在清华国学院与王国维的相识相知更是给陈先生的文化学术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王国维早年对《红楼梦》的研究开启了我国现代学术上对《红楼梦》研究的新的典范。陈先生在其著述中对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亦是心领神会知之甚详，在论述元稹仕途与婚姻关系之时，陈先生引用王国维有关《红楼梦》相关言论佐证：“昔王静安先生论《红楼梦》，其释‘禀风情，擅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意谓风情月貌为天性所赋，而终不能不败家者，乃人性与社会之冲突。其旨与西土亚里斯多德之论悲剧及卢梭之第雄论文暗合。”[6]陈先生认同王国维先生人性与社会冲突，并据此分析元稹个人婚姻与仕途亦是受人性与社会冲突所致。此外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先生分析柳如是的名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酿成”一词的含义时再次提到王国维有关《红楼梦》的探讨，“‘酿成’者，事理所必致之意，实悲剧中主人翁结局之原则。古代希腊亚力斯多德论悲剧，近年海宁王国维论红楼梦，皆略同此旨。”[7]又在同书中述及柳如是与陈子龙情感纠葛时，陈先生再次提到王国维所言，“吾人今日追思崔张杨陈悲欢离合之往事，益信社会制度与个人情感之冲突，诚如卢梭王国维之所言者矣。”[8]由此可知陈先生对王国的《红楼梦》悲剧说的认同。而陈先生对元稹相关诗文的解读的方法，也与胡适所开创的“新红学”研究方法有相同之处，陈先生注重从社会风俗道德的角度对元稹诗文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陈先生认为元稹《梦游春》及相关的诗作和《莺莺传》具有个人自传性质，而以胡适为首的新红学考证派也是从分析考证曹雪芹的家世、曹家与当时朝廷的关系等各方面入手认为《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个人身世、家世的自传。对此陈先生也有着有意识的进行对比，“微之《梦游春》自传之诗，与近日研究《红楼梦》之“微言大义”派所言者，有可参证者焉。”陈先生所言“近日研究《红楼梦》之微言大义派”当系以胡适之为首的新红学考证派，胡适先生通过对曹雪芹的家世考证认为《红楼梦》一书乃曹雪芹述其家世的自传之作，而陈先生大体也接受了胡适的论证。据吴宓日记所载：探寅恪病，甚有起色。……又详告《故宫博物院画报》各期载有曹寅奏折。及曹氏既衰，朝旨命李榕继曹寅之任，以为曹氏弥补任内之亏空。李曾任扬州盐政。外此尚有诸多文件，均足为考证《石头记》之资，而可证书中大事均有所本。而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之说，不攻自破矣。又曹氏有女，为某王妃。此殆即元春为帝妃之本事。而李氏一家似改作为王熙风之母家。若此之线索，不一而足，大有研究之徐地也。[9]吴宓日记中的这段文字是有关陈先生关注《红楼梦》研究为数不多的重要材料。通过这段材料我们可以看出陈先生考证研究红楼梦的基本取向。凭着对多年阅读《红楼梦》的经历，根据在阅读故宫博物院所藏大内档案的过程中发现的大量有关曹雪芹家族史料，陈先生认为这些档案资料资料是研究《红楼梦》重要的资料，并据此认为，书中大事均有所本。而胡适于1921年发表《考证》，其研究方法是“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订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着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来历如何”。[10]而陈先生考察《红楼梦》亦大致不出此范围。考察陈先生在上述材料中所言“曹寅奏折”、“李榕（即李煦）继曹寅之任”等档案资料“均足为考证《石头记》之资，而可证书中大事均有所本”，从考证方法到结论都与胡适的新红学都大致不差，当然在这里也不排除陈先生也受到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影响。但在具体结论上又与胡适稍有不同，在这一时期陈先生根据档案内阁材料，认为“而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之说，不攻自破矣”，意即他对胡适为首的新红学派所说的后四十回乃系高鹗所续并不认可。但是在晚年他撰写《论再生缘》之时却运用其它材料修正了他的这一论断，“自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以后，八股文与试帖诗同一重要。故应试之举子，无不殚竭心力，专攻此二体之诗文。今通行本一百二十回之石头记，为乾隆嘉庆间人所糅合而成者。书中试帖体之诗颇多，盖由于此。”[11]陈先生随之引用《红楼梦》中试贴诗举证，“如戚本石头记第一八回“庆元宵贾元春归省，助情人林黛玉传诗”中林黛玉代倩作弊，为其情人贾宝玉所作“杏帘在望”五律诗，其结语云“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及第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暖香坞雅制春灯谜”中李纹李绮所联“即景联句”五言排律诗，其结语云“欲志今朝乐，凭诗祝舜尧”等即是此例。[1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陈先生虽未曾对《红楼梦》作专门的研究，但是他对当时学界所关注的红楼梦研究的动向还是比较了解的，颇能预流于“红学”研究。  当然与王国维和吴宓相比，陈先生对《红楼梦》的评价不算太高，他对《红楼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结构，二是叙述的史实不够真实。在陈先生看来我国小说普遍存在着结构不够精密的缺陷。至于吾国小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在欧洲小说未经翻译为中文以前，凡吾国著名小说，如水浒传、石头记与儒林外史等书，其结构皆甚可议。寅恪读此类书甚少，但知有儿女英雄传一种，殊为例外，其书乃反红楼梦之作，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往往轻视之。然其结构精密，颇有系统，转胜于曹书。[13]在陈先生看来与西洋小说对比，中国传统小说在结构上整体上不如西方小说“精密”，但亦有例外者如《儿女英雄传》，其结构较《红楼梦》更为精密、有系统。何谓结构精密、“有系统”？从陈先生下面这段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答案。 今观再生缘为续玉钏缘之书，而玉钏缘之文冗长支蔓殊无系统结构，与再生缘之结构精密，系统分明者，实有天渊之别。若非端生之天才卓越，何以得至此乎？总之，不支蔓有系统，在吾国作品中，如为短篇，其作者精力尚能顾及，文字剪裁，亦可整齐。若是长篇巨制，文字逾数十百万言，如弹词之体者，求一叙述有重点中心，结构无夹杂骈枝等病之作，以寅恪所知，要以再生缘为弹词中第一部书也。[14]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陈先生所谓“结构精密”、“有系统”主要指的是不枝蔓、叙述有“重点中心”，据此陈先生指出中国传统小说的结构不够精密一说，其结论大致不差。我们通过考察《儿女英雄传》一书并以之与《红楼梦》对比，会发现书中人物并不复杂，头绪也不繁多，且其主旨明确，以结构而论却为精密，而《红楼梦》则恰恰相反，故陈先生认为《儿女英雄传》在结构上较《红楼梦》胜出也是情理之中了。当然作为一家之言，陈先生对《红楼梦》在结构上的看法可供学界继续讨论，但是他对我国传统小说结构的认知还是值得我们深思。除了结构不够精密之外，与《儿女英雄传》相比，在反映社会史实的真实性上，陈先生亦认为《红楼梦》不如《儿女英雄传》，如在《论再生缘》一文中，陈先生提到《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在书中提到有关云南的情况时，陈先生初认为陈端生随其父到过云南，后又修正了此一论断，认为书中所描绘的云南情状乃系从其母口中得知。陈先生通过考证认为陈端生的母亲汪氏有可能跟随其父亲汪上堉去过云南，“端生之母汪氏，是否嫡出，抑或庶出，未能考知。假使为庶出，则汪氏有随其生母侍其父汪上堉往云南之可能，”，为了论证这一情况陈先生又举《儿女英雄传》的例子论证，在清代，官员到外地赴任就职须带家眷，正是因为如此，而陈先生借此又提到《红楼梦》一书中相对应之情况，如“或有执石头记述贾政放学差及任江西粮道，王夫人、赵姨娘、周姨娘皆不随往以相难。鄙意石头记中，不合事理者颇多，如晴雯所补之孔雀毛裘，乃谓出自俄罗斯国之类。若更证以才女戴萍南随其翁赵老学究赴江西学政之任，旋没于任所一事，尤为实例实据。足见儿女英雄传所言，非凭虚臆造者也。”[15]陈先生提到的《红楼梦》中诸多不合事理之处结论正确与否无须多论，因为用陈先生自己的话说“神灵怪诞之说，地理历史之误，本为吾国小说通病，再生缘一书，亦不能免。然自通识者观之，此等瑕疵，或为文人狡狯之寓言，固不可泥执；或属学究考据之专业，更不必以此苛责闺中髫龄戏笔之小女子也。”[16]也许陈先生所提到的《红楼梦》诸多不合理之处，为曹雪芹“狡狯之寓言”亦有可能。此外把《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作对比，指出后者疏露之处的还有一处，在《红楼梦》第十八回，陈先生指出“悼红轩主人极力摹写潇湘妃子，高逸迈俗，鄙视科举，而一时失检，使之赋此腐句，颂圣终篇。若取与燕北闲人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回“开菊宴双美激新郎，聆兰言一心攻旧业”中渴慕金花琼林宴及诰封夫人，而行酒令之十三妹比观，不禁为林妹妹放声一哭也。[17]陈先生这段话意似指曹雪芹所塑造人物的矛盾不周之处，在这里陈先生未免失之偏颇，在元妃省亲那样盛典之下，林妹妹偶有颂圣之作并不见得她就认同科举，实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曹雪芹所极力摹写的潇湘妃子的高逸迈俗到了后四十回里才被续作者改造了。此外陈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论及杨妃之死是吞金还是被缢死时，再次提到“据今日病理家理论，吞金绝不能致死”，认为“《红楼梦》记尤二姐吞金自尽事，亦与今日科学不合也。”[18]在陈先生看来此《红楼梦》中又一不合事理者通过考查我们发现，陈先生对《红楼梦》批评主要集中在结构与某些社会史实的失实这两个方面。而且每次提到红楼梦在这两方面的缺陷之时，陈先生就以反《红楼梦》之作的《儿女英雄传》作对比，至少在陈先生看来，就结构与史实这两方面而言，后者要比前者更成功。陈先生对《红楼梦》在结构上的论断或许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他对《儿女英雄传》的态度和评价上值得我们今天研讨小说的人深思，虽然从思想内容上来说，站在今人观点来看“始知相传世俗小说中才子佳人状元宰相之鄙恶结构固极可厌可笑，”但陈先生从史家考证社会史实的角度认为“亦颇能反映当日社会这一部分真象也”。[19]他这种以史治文的研究方法为我们解读分析我国传统小说开拓了视野。2、运用《红楼梦》的相关史料进行考证文史互证是陈先生对史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在其相关的著述中通过解读某一时期相关诗文来证明此一历史时期的史实，其方法和结论都有精到之处，《元白诗笺证稿》是陈先生文史互证的代表作，通过考证元稹、白居易等人诗作进而探究“社会风俗”是这部著作的主旨。在该书中陈先生有关元稹悼亡诗、艳体诗及《莺莺传》的论述，其研究方法值得我们探讨，陈先生对元稹诗文的解读方法除诗歌文体本身之外更重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当日社会风习道德观念；微之本身及家族在当日社会中所处之地位；当日风习道德二事影响及于微之之行为者。”[20]这是陈先生以史证诗的方法在分析元稹诗歌时的具体运用。在某一时期的诗文中陈先生亦能发现此一时期的相关史料史料，如他分析元白诗作中有关妇人服饰的描写时认为：“乃有时代性及写实性，非同后人艳体诗之泛描”，“亦可作社会风俗史料读也”。[21]陈先生对《红楼梦》相关史料的运用解读虽然不多，但是仍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如在分析钱牧斋“海棠十月夜催花”这句诗时，引用《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大家说笑了一回，讲究这花（指海棠）开得古怪。贾母道：“这花儿应在三月里开的，如今虽是十一月，因节气迟，还算十月，应着小阳春的天气，因为和暖，开花也是有的。”[22] 陈先生认为通过引用《红楼梦》这一回目中海棠在小阳春十月盛开的这一实例来印证钱牧斋这句诗，我们不得不佩服陈先生运用材料的能力，贾母所分析的海棠花之所以在十月盛开的原因即是钱牧斋这首诗看似不合理之处的最好解释。  再有陈寅恪论柳如是之《男洛神赋》时为何人所作之时，也以《红楼梦》相关材料进行对比论证，陈先生特别提到，“寅恪偶检石头记肆叁‘不了情暂撮土为香’回，以水仙庵所供者为洛神，其叁捌回为‘林潇湘魁夺菊花诗’，盖由作者受东坡集壹伍‘书林逋诗后’七古‘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句之影响。”[23]并进一步指出这两回内容实受苏东坡的影响，片言只语即显示了先生渊博的学识。陈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述及我国古代妇女的化妆美容的技术时，认为“吾国旧时妇女化妆美容之术似分外用内服两种。属于外用者，如脂粉及香熏之类，不必多举；属于内服者，如河东君有服砒之可能，及薛宝钗服冷香丸（石头记第柒及第捌两回），即是其例……然则河东君之香乃热香，薛宝钗之香乃冷香，冷香犹令宝玉移情，热香更使卧子消魂矣。”[24]这里陈先生不但考证出宝钗所服之冷香丸乃我国旧时化妆美容术之内服，为宝钗所服冷香丸又添一新解，据《红楼梦》第七回所述，宝钗之所以服用“冷香丸”乃是因为从“从胎里带来的一股毒”，陈先生所提“冷香犹令宝玉移情”者是下面这段文字“宝玉此时与宝钗就近，只闻一阵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竟不知系何香气。”如果说宝玉闻到宝钗身上的冷香犹令宝玉移情的话，那宝玉闻到黛玉身上的悠香气则亦令宝玉销魂了。“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只闻得一股幽香，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闻之令人醉魂酥骨。”陈先生运用《红楼梦》进行相关史料的解读运用，有时是看起来似乎非常琐碎的事物，但陈先生能见微知着，足见其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细致的考证功夫。如陈先生对“脂砚斋”这一称谓的来历，陈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寅恪案：脂砚斋之别号疑用徐孝穆玉台新咏序“然脂暝写”之典，不知当世红专名家以为然否？”[25]就是在一些非常细微的事物的考证上，陈先生也以《红楼梦》相关材料来引证如在《论再生缘》中陈先生考证芙蓉一词，‘莲花’与‘芙蓉’同义。古之所谓芙蓉，即荷花。郑善果所谓‘六郎面似莲花’与白香山长恨歌‘芙蓉如面’等语，皆可为证，而非石头记‘芙蓉女儿诔’之木芙蓉也”。[26]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先生对陈先生治学方法体会的非常深刻，“先生治学之方法，用思之细密极于毫芒”。[27]由陈先生对《红楼梦》相关史料的挖掘运用我们可以看出陈先生治史之细微与周密。3、在相关的著述中自觉的引用红楼梦的相关人物、情节作对比由上面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陈先生对《红楼梦》可谓稔熟，举凡毫末，均能想到，并与其所论之人物、事体、情节作对比，而人物对比亦是陈先生对《红楼梦》的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对贾宝玉、林黛玉的表述最多。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先生把元稹与贾宝玉与甄宝玉同时对比，在论述元稹婚姻仕途的状况时亦提到元稹之所以“以仕例婚，则委弃寒女，缔姻高门”的原因也是元稹之生性与社会冲突所致。而且在仕途与婚姻上，陈先生认为“微之之为人，乃合甄贾宝玉于一人。其婚姻则同于贾，而仕宦则符于甄。”[28]不得不承认陈先生这一对比也具有合理性，贾宝玉心仪寄人篱下之林黛玉，但最终仍与高门之薛宝钗完婚，虽然这不是其本人之意愿，但是合于贾母及王夫人等人的意愿，至于“仕宦符于甄宝玉”者，我们可取《红楼梦》之一百一十五回“证同类宝玉失相知”甄宝玉的一段话即可知晓：“但弟少时也曾深恶那些旧套陈言，只是一年长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懒于酬应，委弟接待。后来见过那些大人先生尽都是显亲扬名的人，便是着书立说，无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业，方不枉生在圣明之时，也不致负了父亲师长养育教诲之恩，所以把少时那一派迂想痴情渐渐的淘汰了些。”陈先生对《红楼梦》人物并无过多论述，但是从他对林黛玉的关注应该是《红楼梦》人物中受关注最多的。端生虽是曹雪芹同时期之人，但其在乾隆三十五年春暮写成再生缘第一六卷时，必未得见石头记，自不待言。所可注意者，即端生杏坠春消，光阴水逝之意固原出于玉茗堂之“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句，却适与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感伤不期冥会。(戚本石头记第二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之末节。)不过悼红仅间接想象之文，而端生则直接亲历之语，斯为殊异之点，故再生缘伤春之词尤可玩味也。[29]陈先生在这里指出陈端生与林黛玉伤春之感的不同之处，虽然一为间接想象之文，一为直接亲历之语，但两位女性所感者同、所伤者亦同，类似的情节对比在《柳如是别传》中亦有，如“但卧子是时则转抑林黛玉过梨香院墙下听唱牡丹亭“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及“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感恨矣。（见石头记第贰叁回。）”。[30]对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林黛玉这一杰出女性的塑造，陈先生认为是“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貎”形容张崔两方之辞，成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干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31]把林黛玉与柳如是作对比，一为理想之黛玉，一为具体化之何东君，名虽为二然实则同体。实为陈先生对林黛玉的评价赞赏跃然纸上，仔细分析就不难体会其中的旨趣。林黛玉与陈端生、柳如是相比亦有着高洁的灵魂、自由的思想以及惊艳的才华，相必林妹妹亦在陈先生颂红妆之列吧。陈先生在其著述中不但引用《红楼梦》正文材料作对比，就是脂砚斋的评语他都非常留意，如在对比钱牧斋与陈子龙在元夕之日冷热场面之时，陈先生就以脂砚斋评语相比： 大有脂砚斋主评红楼梦“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回中“芳官嚷热”一节之感慨。（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四阅评过本陆叁回。）唯脂砚斋主则人同时异，而颍川明逸（见王沄续卧子年谱顺治二年乙酉八月条后附案语）则时同人异，微有区别而已。[32]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余亦此时太热了，恨不得一冷。既冷时思此热，果然一梦矣。”[33]由此我们可以得见陈先生阅读之细致，及用思之细密，当然陈先生对《红楼梦》有关情节引人入胜之处，也是击节叹赏，如“读者苟取通行本百二十回石头记第九回“训劣子李贵承申饬”所载随宝玉上学之李贵答贾政云，“哥儿已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攸攸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之语相参阅，当亦与荣国府清客相公及贾政同为之喷饭也。[34]4、陈寅恪的小说文体观虽然陈先生毕生专注于史学研究，但是他宽博的文史素养及对文史的浓厚兴趣，使得他在文学研究中也有许多的值得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有诸多涉及到小说创作和鉴赏的地方，如陈先生在考察《莺莺传》在唐代的广泛流传及对后来产生的重大影响的原因时认为，“微之莺莺传，则似模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盖《莺莺传》乃自叙之文，有真情实事。而且小说宜详。”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陈先生对小说的认识，即首先能“详”即“文笔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次则是“真情实事”即“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哀艳缠绵”。在论述元稹的文学成就时，陈先生对他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微之天才也。文笔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实由其特具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35]对元稹的的极详繁切至之能事”的文笔在历史上的地位，陈先生作出了这样的考察：“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而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距今较近矣。”[36]由此更加彰显出元稹对我国小说传统所产生的影响。虽然陈先生在这里没有提到《红楼梦》，但是我们知道，曹雪芹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小说家，其描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也是何其的哀艳缠绵，其写作的笔法也是“极详繁切至之能事”，至于“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更是无出其右者。进此论之，陈先生分析元白诗作中屡屡出现关于当时妇女服饰的诗句，认为“夫长于繁琐之词，描写某一时代人物妆饰，正是小说能手。后世小说，凡叙一重要人物出现时，必详述其服妆，亦犹斯义也。”[37]陈先生这一论点恰与《红楼梦》相符合。《红楼梦》一书中关于妇女服饰的描写可谓是不惮其烦，如王熙凤出场的时候，曹雪芹对她服饰的描写：“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38]陈先生在此虽然并没有举《红楼梦》的例子，但是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对妇女服饰描写的繁琐之词在陈先生看来必是小说能手了。二、着书唯剩颂红妆“着书惟剩颂红妆”，这是陈先生赠送给老友吴宓诗中的一句，吴宓以多年对陈先生心境与著述之了解认为，“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流之行事”。[39]陈先生在其晚年借以发皇心曲的两部著作中，包含着强烈的个人主观情绪，一再称颂讴歌陈端生、柳如是两位女性。而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曲对女性的赞歌，两位文化大师异代而同歌，值得我们深入的挖掘探讨。《红楼梦》开篇作者自述：“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这一段文字可作该书题旨，尽管《红楼梦》一书内涵丰富、包罗万象，但是作者自述的这段文字亦是作者写作目的之一，我想这应该没什么疑问的。而且《红楼梦》一书中重点描写之女性确如作者所云“行止见识”皆出于男性之上。反观陈先生所著之《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二书均有为闺阁昭传的意味。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陈先生以浓郁深沉的笔触写作此书的缘由：“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篇，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该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自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40] 在《柳如是别传》一书中，陈先生对“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自小妇”所报感慨良多，从考证其身世、情感历程然后借此表彰此一出身低贱之女子所秉有的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样针对陈端生不幸的身世及绝代才华陈先生亦是怀有极大的同情：有清一代，乾隆朝最称承平之世。然陈端生以绝代才华之女子，竟憔悴忧郁而死，身名湮没，百余年后，其事迹几不可考见。江都汪中者，有清中叶极负盛之文士，而又与端生生值同时者也，(汪中生于乾隆九年，卒于乾隆五十九年。)作吊马守真文，以寓自伤之意，谓“荣期二乐，幸而为男”(见述学别录)。今观端生之遭遇，容甫之言其在当日，信有征矣。[41]“容期之乐，幸而为男”，通过时人之口，更能体现出端生所处时代对女性的控制与压抑的状态，而陈先生则对如此一绝代才华之女子竟悴忧而死，而身名堙没，极为痛惜，陈先生写作此文的目的正是有感于此，“发潜德之幽光”，“欲使再生缘再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为闺阁作传，歌颂红妆上有共同之处，一是均为作者所欣赏的女子坎坷的遭遇表同情，二为对所欣赏之女性之才华欣赏感叹。只不过曹陈二公讴歌的方式方式有别，一是通过文学的想象来塑造其心目中的女性，一个则是通过对史料的挖掘与梳理还原现实中真正存在之奇女子。为什么在曹陈二公的笔下均对女性给于最高的礼赞与讴歌呢，我想主要原因不论是在柳如是所生活的晚明时代还是曹雪芹所生活的康乾盛世，之所以赞美是因为传统社会中与杰出的女性相比，男性相形见拙，从而表达了对男性的失望，曹雪芹更多表现的是对传统男权社会的一种鞭笞，陈寅恪则则是在这些杰出的女性身上看到了她们在维护民族大义、民族精髓方面的表现让须眉逊色，尤以柳如是为甚。《红楼梦》中所可注意之女子，黛玉、宝钗、王熙凤、探春，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有着惊艳的才华，但是他们的命运却坎坷悲惨，林黛玉无疑是最得作者赏识的一个，陈先生在其著述中也一再提到林黛玉，并以之与柳如是作比较。曹雪芹之所以塑造贾宝玉“愚顽怕读文章”的形象，一是为了表现曹雪芹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的批判态度，在此基础上，作为反衬，在他塑造的众多女性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质与才华，令须眉男子自愧不如。如人物最为鲜明生动的王熙凤，书中对她的评价，“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探春的感叹更是让人叹息不已：“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然而社会环境限制了她们的才华的发挥。“端生虽是曹雪芹同时期之人，但其在乾隆三十五年春暮写成再生缘第一六卷时，必未得见石头记。”虽然两位伟大的作者无法阅读到对方的作品，如曹公地下有知也会引端生为知己。他们在歌颂女性的才华实现女性的抱负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探春无法实现的愿望，在陈端生《再生缘》里得到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展开。然而不论是探春的感叹还是孟丽君愿望的实现，俱摆脱不了时代命运的控制，留给人们的是对我国古代女性一曲悲歌的喟叹。红楼梦中七十八回《老学士闲征姽婳词》中宝玉为讴歌林四娘所做《姽婳词》尤可注意，在该词作中的最后几句，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对当时的男性做出了有力的鞭挞：天子惊慌恨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42]曹公妙笔，此一回目中忽有此一趣事，更让人对其笔底波澜相加揣摩了。我们从这一回目中即可得知端倪“老学士闲征姽婳词”，一个“闲”字透漏出多少信息，贾政及其它清客们从林四娘故事中看出的也就是些“风流隽逸”“忠义慷慨”“妩媚风流”等等诸如此类的酸腐观念。在他们看来，女子只不过是男子建功立业的点缀，以显示他们英雄风流而已，红拂、梁红玉此类故事的演义大概不出此俗套，但是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说出了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三万万人齐卸甲，全无一人是男儿”，此乃曹公借林四娘故事所要表达的真意。难怪贾政看了贾宝玉词作之后认为：“虽然说了几句，到底不大恳切”。与之相比，陈先生晚年几乎倾其全部精力对“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的陈端生和“儒士而兼侠女”的柳如是这两位奇女子绝代的才华、高尚的风骨及悲辛坎坷的命运讴歌。特别是对柳如是，陈先生在膑足眇目的风烛残年花费尽十年的心血写就煌煌八十万言巨著《柳如是别传》，他晚年的助手黄萱曾说“其坚韧的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43]陈先生在写作《柳如是别传》之初曾以《钱柳姻缘诗释证》命名，然在后来为了突出柳如是及彰明写作的目的乃改为现在的书名。对柳如是之名作《金明池咏寒柳词》，陈先生推许为“明末最佳之诗词”。而陈先生晚年自号金明馆、寒柳堂亦更见他对柳如是的推崇之情及以坚韧的毅力写作《别传》的缘由。通过对比曹雪芹与陈寅恪颂红妆的对比，我们可得结论如下，对于才华卓绝、遭遇不幸之奇女子，两人均给于极大的同情与表彰，但在其歌颂女性的背后，二人的初衷似有不同，曹雪芹通过讴歌女性的才华，以及对于如斯良美之女性所生之时代之矛盾，曹公予以了深刻的揭示，对于女性美的摧残表达出深深的感叹，亦流露出对那个时代的鞭挞。陈先生则通过对陈端生、柳如是两个历史人物所秉持的那种自由之精神与高尚的节操由衷的赞叹，在赞叹的背后则是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的一面的维护与发扬，所谓“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结语 通过考察陈先生相关著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并未曾就《红楼梦》一书做专门系统之研究，然《红楼梦》一书中相关人物、资料时时出现于先生的著作之中，尤其是在他学术生涯的中后期所著之《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三部书中有关《红楼梦》相关的论述尤多，在这几部著作中，陈先生通过解读相关诗作不但廓清了人们对传统小说、弹词的误解和认识，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了陈先生的小说文化观，对我们了解和分析小说、弹词有着极重要的启发意义。而在这几部著作中他对陈端生、柳如是才华的敬佩和她们命运的悲惨寄予了极大的同情，而且在考证他们的身世和品读他们的品行时时时以《红楼梦》相关材料予以发覆，《红楼梦》的趣事奥典屡被陈先生作为释诗证史的材料，涉及到人物形象分析数以《红楼梦》之人物做对比分析。不但对我们了解陈端生、柳如是两位光彩照人的女性有极大的帮助，同时也扩大了我们对《红楼梦》的研究视野和思路。陈先生在其学术著作中对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传统小说的自觉运用，显示了他广博的学术视野和运用材料的能力，开启了“文史互证”的研究典范，通过考察陈先生中后期的相关著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文学特别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态度以及在这些著述中所呈现出的文化取向和深邃而丰富的人文精神世界。[1]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3页。[2]吴宓：《吴宓日记1917-1924》，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2页。[3]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93页。[4]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中指出：“所引汤显祖七绝，确见玉茗堂诗之九，题为‘江中见月怀达公’。按达公指庐山归宗寺僧真可。真可，字达观，号紫柏。[5]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6]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00页。[7]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347页。[8]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875-876页。[9]吴宓：《吴宓日记1943-1945》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82页。[10]胡适：《红楼梦考证》，宋广波：《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11]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第99页。[12]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第53-54页。[13]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第66-67页。[14]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第68页。[15]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第103页。[16]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第67页。 [17]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第53-54页。[18]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校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50页。[19]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120页。[20]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85页。[2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96-97页。[22]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1144-1145页。[23]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136页。[24]陈寅恪：《柳如是别传》，572页。[25]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877页。[26]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第95页。[27]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89页。[28]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100页。[29]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第59页。[30]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324页。[31]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583页。[32]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877页。[33]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作家出版社，2006年。[34]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第59页第93页。[35]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103页。[36]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103页。[3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96页。[38]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汇评本》，2005年。 [39]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40]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2页。[41]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第83页。[42]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汇评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43]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