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的_典故_王安忆长篇小说_长恨歌_新论

第15卷第3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15No.31998年8月JournalofShenzhen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Sciences)Aug.1998解构的“典故”———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新论万燕摘要本文比照白居易的《长恨歌》,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以上海和上海的女人为歌重新确定了“史诗”和“女人”的概念,在把上海这座城市化为女人的心灵的同时,拆解了女人的历史,构筑了女人的现代,为当代女性城市文本组建了一个界碑。关键词女人,史诗,典故,王安忆《,长恨歌》自1975年起“,王安忆”这个名字总是和文坛联系在一起的。20多年来,她的盛名从未消褪,她的创作却在盛名之下经过了一个由低到高的蜕变历程。这一点,任何一个评论家只要运用“时间”和“艺术”的永恒尺度去测量,都不难发现个中事实。也就是说,后期的王安忆才是真正成熟的,表现在具象上就是从《小鲍庄》“、三恋”①到《长恨歌》的三次递增高峰。而标识符最接近目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则以它的杰出无可辩驳地昭示着人们———王安忆确实已成大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教授由此欣喜地论断“海派作家,又见传人”②,并且第一次将王安忆置于现代中国小说的一个流派传统中考察辩析,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只是王安忆的《长恨歌》问世至今,各种各样的内涵疏解与文本技术探讨纷至沓来,却常常把一个最显而易见又最关键的问题轻易放过,以致于丧失了多次洞悉这部长篇内在实质的机会。王安忆用《长恨歌》做题目,它使人想起了白居易的著名长诗《长恨歌》。这种自然联想提醒批评家和读者“:《长恨歌》有个华丽却凄凉的典故,王安忆一路写来,无疑对白居易的视景,作了精致的嘲弄。”③只可惜,这种常识往往阻碍人们深究其理。在王安忆与白居易之间,在此《长恨歌》与彼《长恨歌》之间,必定有着某种如小说般纠葛相缠的究竟,否则一个明智的作家是决不会用自己洋洋30万字的心血去和一个脍炙人口的名篇撞车的。毫无疑问,王安忆借用典故的传统(这传统里不仅包含着唐玄宗、杨贵妃的典故,甚至还包含了“烽火戏诸侯”“、倾城倾国”等一系列的典故),只不过是为解构的方便,将基点定位于白居易的《长恨歌》上。从解构典故出发,王安忆首先着重表现并且重新阐释了“史诗”与“女人”两个概念。史诗作为一种记述“参加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开拓事业的历史人物或传奇人物⋯⋯的业绩”④的样式,本文于1998年6月收到。作者系本校师范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深圳518060。 第3期万燕:解构的“典故”·51·它既不存在于白居易的《长恨歌》中,也不存在于王安忆的《长恨歌》中,但作为“安史之乱”的一段史实,作为上海那样“一个城市的故事”,⑤它们在作者的心中未尝没有一些史诗的构想。从现代意义上说,评论家认为“史诗是叙事文学形式的最初例证,同时又是严肃文学的例证”⑥,白居易的《长恨歌》作为长篇叙事诗,王安忆的《长恨歌》作为歌行体般的长篇小说,其精神实质都是和史诗这种例证交相辉映的。只不过白居易要的是一种生离死别的帝王爱情佳话,而王安忆则别有所求。如果说白居易对史诗精神的追求尚且停留在“历史人物或传奇人物”这一质素上,王安忆则已立志于把史诗精神导入一个现代城市的日益平凡的女人身上。没有看过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红房间》的人,第一次看到王安忆《长恨歌》开头的写法,都会受到极大的震动。而看过的人,在想起《红房间》开篇第一章标题《斯德哥尔摩鸟瞰》之余,也仍会惊诧于王安忆长歌不绝的勇气。王安忆既要以上海为“歌”,以上海的影子———女人为“歌”,她就别无选择地要写开头这四节《:弄堂》《、流言》《、闺阁》和《鸽子》。这四节的内容和形式非常有趣。在内容上,它们彻底背叛了史诗英雄式的悲剧类型,孜孜沉醉于“和历史这类概念无关,连野史都难称上”、“有一些私心”、“说不出名目和来历”⑦的弄堂、流言和闺阁等;在形式上,它们又无处不保留着要做史诗的特征,展示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城市的全景图。仅就开篇第一句而言“,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里面就尽显了王安忆驾驭一个社会的意图,这意图是坚决而毫不张扬的。这种内容和形式的奇异交叉,一直贯串到了小说的最后一个句号。为此,王安忆动用了史诗情节的两大特征———逼真和奇异,这同样也是白居易《长恨歌》的两大情节特征。两人的作品当然也都且歌且叙,只不过白居易有一段奇异的歌叙落在人间之外,王安忆的奇异却落在生活实处。为了解构典故的构想,王安忆在悠悠112万字的上海背景后,才终于让闺阁小姐王琦瑶登场。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可见王安忆为了解构典故不惜付出的胆识。王琦瑶是王安忆设想的逼真和奇异,是骨子里的平凡话语,脸面上的绚烂多姿,是英雄美人的灰飞烟灭,是女人穿越古今的摇身一变。她是有前世的,若说杨贵妃是她的前世,王琦瑶就是她的今生;若说杨贵妃的背景是深宫后院,王琦瑶的背景就是上海弄堂;若说杨贵妃是一个传奇美人,王琦瑶就是一颗“永远的上海心”。只是己非贵妃,自然命无玄宗,王琦瑶这颗上海心也就被赋予了一种非悲非喜的无奈与遗憾。既然同以逼真为叙,奇异为歌,在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王安忆的《长恨歌》之间,我们不难发现一些相关写象。为了论析的方便,我们以白居易的诗句取证,作为王安忆笔下的虚指,可以找出一条淡淡的颇具深意的线索:家有女初长成———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金屋妆成娇侍夜———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王琦瑶”———“上海小姐”———“李主任”———“爱丽丝公寓”———“爱丽丝公寓的告别”)线索暂且到此,杨贵妃与王琦瑶的前程开始分道扬镳,前者死了,有死后的佳话;后者活着,还得有活下去的谋求(虽然最终也不免一死)。这都是作者赋予给她们的。赋予之中,王安忆完全地改写了线索,开始出现整块整块的断裂层,标志着王琦瑶的不同人生,最后相关的写象也不出现在小标题里,而直接出现在小说中,只是前后顺序却乱了:揽衣推枕起徘徊———玉容寂寞泪阑干———唯将旧物表深情———临别殷勤重寄词———上穷碧落下黄泉———不见玉颜空死处———花钿委地无人收———回看血泪相和流———天长地久 ·52·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5卷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循着这条线索,王安忆解构典故的用心尽收眼底,一旦我们带着它进入小说《长恨歌》,更有意想不到的结局和过程,它们是线索之外、一言难尽的东西。在杨贵妃受宠唐玄宗,王琦瑶受宠李主任前后,王琦瑶遭遇了一连串杨贵妃遭遇不到的男人:程先生、阿二、康明逊、萨沙、老克腊。这些精神或肉体上的遭遇,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王琦瑶作为一个女人“谋生之外也谋爱”⑧的艰难和委屈。它们是城市性的反美人陈说,确切地讲,是城市性上海的反美人陈说,恰如王安忆在《王琦瑶》一书里所表述的反英雄史诗一样的思想“: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这情态是有一些优美的,它不那么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亲可爱的。它比较谦虚,比较温暖,虽有些造作,也是努力讨好的用心,可以接受的。它是不够大方和高尚,但本也不打算谱写史诗,小情小调更可人心意,是过日子的情态。”《(长恨歌》第22～23页)这样的人间常态,杨贵妃身上也不是没有,只是白居易不懂罢了。张爱玲就能看出来:“杨贵妃一直到她死,三十八岁的时候,唐明皇的爱她,没有一点倦意。我想她决不是单靠着口才和一点狡智,也不是因为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具有肉体美的女人,还是因为她的为人的亲热,热闹。有了钱,就有热闹,这是很普遍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帝王家的富贵,天宝年间的灯节,火树银花,唐明皇与妃嫔坐在楼上像神仙,百姓人山人海在楼下参拜;皇亲国戚攒珠嵌宝的车子,路人向里窥探了一下,身上沾的香气经月不散;生活在那样迷离惝恍的戏台上的辉煌里,越是需要一个着实的亲人。所以唐明皇喜欢杨贵妃,因为她于他是一个妻面不是‘臣妾’。我们看杨妃梅妃争宠的经过,杨妃几次和皇帝吵翻了,被逐,回到娘家去,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与历代宫闱的阴谋,诡秘森惨的,大不相同。也就是这种地方,使他们亲近人生,使我们千载之下还能够亲近他们。”⑨但是,可以走进“本埠新闻”里的杨贵妃,在《长恨歌》的诗里,依然是“爱情”和“永恒”的话语;而同样的“爱情”和“永恒”,在王琦瑶这个女人身上却消解了,它们变得不忠不诚,变成了人生,含着一些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些没有退路的尴尬,它们最后变成了一件街头传闻:一位昔日的上海小姐被一个不明来路的青年谋杀了。王安忆用城市里的一件街头传闻作小说的来源,正如人们所说“,用心处其实不在故事,她更醉心于故事后面的情态。吃着饭,说着传闻,这顿饭便吃得‘有声有色’了。触动王安忆的是这些‘声’和‘色’,至于传闻说的是什么,她听过就忘了。她以为,这城市实打实的生活是由无数个‘声’和‘色’作底子的。于是,常常逸出故事的轨迹,径自去写这个城市,追摹着那些流淌在城市空气中,游荡在城市街道上的‘声’和‘色’”。⑩这个城市首先应该是上海,因为上海的女人是最擅长制造“声”与“色”的热闹的,她们是无数个王琦瑶的名字。如果说杨贵妃的热闹还有着一种富贵气“,像一种陶瓷的汤壶,湿润如玉lv•的,在脚头,里面的水渐渐冷去的时候,令人感到温柔和惆怅,”那么王琦瑶的热闹就完全是以冷清、素净、平淡中的真心,以繁华作垫底去含而不露地制造欲笑无痕、欲哭无泪的热闹的,相形之下,那短暂的繁华和风情反倒成了低调,那漫长的朴素日子才是真谛。这样的“日子很仔细地过着。上海屋檐下的日子,都有着仔细和用心的面目。倘若不是这样专心致志,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最具体最琐碎的细节上,也许就很难将日子过到底。这些日子其实都是不能从全局推敲的。所以,在这仔细的表面之下,是有着一股坚韧。这坚韧不是穿越急风骤雨的那一种,而是用 第3期万燕:解构的“典故”·53·来对付江南独有的梅雨季节。⋯⋯它是供那些小人物的切碎了平均分配的小日子和小目标”。《(长恨歌》第247页)在小人物、小日子、小目标的前提下,上海女人瓦解了史诗,重新建构了城市。如果说在古代神话中,女人不是被男人消灭在城市之外的荒郊野岭,就是被男人埋在城市中的地基下,仅仅留下眼睛看着儿子,留下乳房哺育儿子,那么在王安忆的《长恨歌》里,女人已经可以凭自己的lw•命运成为一个“城市的代言人”。无怪乎王安忆会强调“: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lx•是。”上海是王安忆解构英雄美人的现代城市“,美人”在上海变成了女人,女人在上海变成了“英雄”。仅以王琦瑶遭遇的那些男人来说,无论他们曾经怎样影响过王琦瑶的生活,日子还是靠王琦瑶自己过下去,谁也不能真正拯救她。“人都只有一生,谁是该为谁垫底的呢。”《(长恨歌》第195页)王琦瑶只有自己做自己的救世英雄,利用一些男人,也帮助一些男人,解脱一些男人。李主任对王琦瑶好,可这好毕竟是有限的,而且走歪了路子,以致于王琦瑶一生都不得不和这条歪路作抗争。康明逊和王琦瑶一样,都“不幸是生在一个缺口上,那是无望看到满起来的日子的”《(长恨歌》第191～192页),两人都是利益中人,都藏着有哀有乐的利益心,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萨沙则完全是康明逊和王琦瑶怀的孩子的替罪羊,被王琦瑶拿来做挡箭牌。程先生纵然再有情有意,却始终入不了王琦瑶的心,一生都有缘无分。老克腊是王琦瑶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遭遇,但是年轻的老克腊与中年的王琦瑶就仿佛屏幕内外的人,对于老克腊来说“,那歌乐中人实是镜中月水中花,伸手便是一个空。那似水的年月,他过桥,他渡舟,都也是个追不上。”《(长恨歌》第379页)一切都错了位。阿二可谓是王琦瑶遭遇中最精神化的一个,但他们的故事是属于邬桥的,不是属于上海的。换句话说,是属于村镇的,不是属于城市的,城市的上海是以平凡写实作底子的。只有在非城市的邬桥中,王安忆才通过阿二之口透露了一点王琦瑶佳人前世的信息。阿二引用的那些诗句,恰是一重重的典故,又是王琦瑶的另一层比况。“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的王昭君“,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杨贵妃,所有不幸的美人图都聚集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上,王安忆借阿二点出:那桃花灿烂有一股不祥的灾祸之气。它所引出的“大悲大恸”是王琦瑶“留给我们一丝不值的ly•遗憾与怅惘”。然而这些佳人前世的信息并不是王琦瑶上海的真正实质,上海的王琦瑶是有声有色,有仇有怨有爱的,她爱的不是男人,而是上海,这一点她在邬桥的时候最明白“: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上海真是叫人相思,怎么样的折腾和打击都灭不了,稍一和缓便又抬头。它简直像情人对情人,化成石头也是一座望夫石,望断天涯路的。”《(长恨歌》第144～145页)人们说王琦瑶是死于非命,为了钱财,而非爱情,一丝不值,其实是不懂王琦瑶的上海心,只有她自已在死的一刹那才明白“:鸽群就要起飞了。鸽子从它们的巢里弹射上天空时,在她的窗帘上掠过矫健的身影。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长恨歌》第384页)鸽子的起飞,花草的枯荣,象征着又一个上海的生命开始,她死在她深爱的上海怀里。她死后决不会像诗歌中的杨贵妃一样去寻找她生前的男人,对于他们,她没有爱情和永恒。男人在王琦瑶心里,只不过是和城市景观一样的性质,是“声”与“色”的一部分。至此,我们才真正明白王安忆在小说开头写的四节内容的作用和实质。整部小说,无论它 ·54·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5卷的小标题是什么,其实都和“弄堂”“、流言”“、闺阁”“、鸽子”有关,和上海这个城市有关,和平淡琐碎有关,和情调有关,和现代有关,和女人有关。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就是和历史无关,和典故无关,和千年万代的恩情无关,和锦绣繁华无关,自然也是和唐玄宗、杨贵妃无关。上海作为一个独特的现代城市,王安忆已经把它视为一种独特的精神存在。在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越来越多趋向于上海或不趋向于上海的城市正培养着越来越多的女人,正如lz•“城市的气息只有沉浸其中的人才能感知”“、城市的象征物就是城市景观本身一样”,城市中的女人也只有城市本身才懂得。名为“长恨”,王琦瑶实际上是“无恨”的,若说“有恨”,也只能说这个城市的男人不懂得她,使她不能与这个城市生活得更加长久。和过去的女人形象不属于城市的说法相反,王安忆用《长恨歌》说明:女人是和城市融为一体的。并且她依靠小说《长恨歌》,让中国当代女性城市文本的进程朝前飞行了很远。王安忆用《诗经》中复沓的手法,用女红的手法,用专注于物质而非情感的手法,沉缅于“缝纫的无限的针脚与编织的无休止的缠与绕。这是纯女性的生活内容之一,重复,单调,与社会l{•无缘,有的是女人编织的韧性与执著。”这种手法并不像许多女性文学的作品那样,充满着对男权社会的愤怒、呐喊与挣扎,它并不去砸碎历史,当然更不想拼凑历史的碎片,它只是平心静气地在拆线(典故)的过程中拆一件旧的毛衣(女人的历史),然后再细心地悄悄地编织成一件自己欣赏的新毛衣(女人的现代)。这种手法几乎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地完成了一个中国女人的心灵,这个女人不再是千古传奇,不再是君王的宠物,不再为爱情生或死。生儿育女爱爱恨恨都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她已从深宫后院走向原野,最后走向城市。注:①即《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虽为3篇小说,但已被文坛用“三恋”的现象固定称呼。②③ly•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载《读书》1996年第6期。④⑥(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5、274页。⑤lw•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载《作家》1995年第10期。⑦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5～14页。⑧⑨lv•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270～271、271页。⑩罗岗《:找寻消失的记忆———对王安忆〈长恨歌〉的一种疏解》,载《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lx•王安忆《:上海的女性》,载《海上文坛》1995年第9期。lz•阎晶明《:城市文学:精神的解构》,载《广州文艺》1998年第5期。l{•王琳《:女性经验与女性叙事》,载《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6年第7期。【责任编辑董世峰】 第3期万燕:解构的“典故”·55·AnAllusionDestructured:AFreshReviewofWangAnyi′sNovelEverlastingRegretWanYanAbstractBycomparingWangAnyi′snovelEverlastingRegretwiththeprecedingnarrativepoemofthesametitlebyBaiJuyi,agreatpoetoftheTangDynasty,thepresentpaperholdsthatWang′snovel,takingShanghaiandwomeninShanghaiasasong,hashadtheconceptsof″epic″and″women″redefined.ThenovelincarnatesthecityofShanghaiinawoman′sheartandmean2while,destructures,thehistoryofwomenandconstructsthemodernityofwomenandthereby,setsupabounderytabletforthetextofcontemporarywomen′scity.Keywordswomen,epic,allusion,WangAnyi,EverlastingRegret【海外学术信息】论瑞士全国性公民投票/李俊增作者在台刊《宪政时代》第23卷第4期上发表文章指出,瑞士为全世界直接民主最深化,公民投票运用最频繁的国家,想了解公民投票的价值及其利弊得失,瑞士的实际经验自是最佳的借鉴。本文之目的即以瑞士全国性公民投票为对象,就3个方面作深入的探索:(1)瑞士全国性公民投票制度建立及运作的历史、文化等背景因素;(2)瑞士全国性公民投票之制度设计及其利弊;(3)瑞士全国性公民投票之实际运作及对整个政治体系的影响。作者认为,瑞士全国性公民投票所以能运作得如此频繁与顺畅,主要有3个因素:(1)历史传统。直接民主在瑞士有深厚的历史传统,自古即是人民处理切身公共事务的一种生活方法;(2)政治文化。高度关心公共事务,并且积极参与的公民精神,使瑞士人民能减少公民投票频繁运作所带来的“民主弹性疲乏症”。再加上妥协、互利共生的公民精神及淡薄的党派意识均有助于公民投票的运作趋向理性;(3)制度设计。合理的连署人数及期间为公民投票提供了可能。另外,国会能一定程度地参与公民投票的运作,亦有助于直接民主品质的确保。(叶普照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