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名家名作第八讲：《长恨歌》

中国文学名家名作第八讲白居易与《长恨歌》白居易像与其文集书影1 2 一，《长恨歌》的内容与艺术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即讽谕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他自己对讽谕诗非常看重，但我们任良心说，他的诗写得最好的是感伤诗。特别是其中的《长恨歌》与《琵琶行》。《长恨歌》写于元和元年。陈鸿《长恨歌传》提到这首诗的写作经过，他说，元和元年冬十二月，白居易自校书郎为周至尉，陈鸿与王质夫家于周至，二人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作。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内容看，二者的故事情节是相同的，这可以说明，这个故事情节，在当时的民间传说中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故事情节。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详尽的叙事，热烈的抒情，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祸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上的苦果。《长恨歌》可以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在文学上，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可是写天子的爱情，而且写得这样回旋曲折，宛转动人，回环往复，缠绵悱恻，可以说古往今来仅此而3 已。也正因如此，千百年来，才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的，而是通过他笔下的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诗的一开头就说：汉皇重色思倾国，玉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养在君王侧。一开头叙述故事的原委，便表现了这首诗在思想倾向上的复杂性。“汉皇重色思倾国”，显然对玄宗有微词，而“天生丽质难自弃”明显地有着为尊者讳的意思，据历史记载，杨贵妃原是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玄宗看中了，想法子弄了过来。如果实写的话，则玄宗的荒淫与乱伦就不言自明了，指责的份量当然就更重点。而现在却轻轻一笔带过，用“难自弃”三字，就为玄宗包涵了。宋人赵与时《宾退录》对此评论说：“盖宴昵之私犹可以书，而大恶不容不隐。”而晚唐李商隐写玄宗则不如此，如《龙池》诗：“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讽刺之意很强，就受到后世评论家的指责。诗接着就写杨贵妃的美丽与唐玄宗对她的恩爱无比：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里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游春从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唐玄宗因重色，而求色，终于找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诗人进一步描写了杨贵妇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宣传唐玄宗得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4 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顷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描写，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是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是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诗写到这里，然后来一个大转折，写乐极生悲：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场空前的大战乱安史之乱爆发了。唐玄宗怆惶向四川逃跑，至马嵬驿，将士们以祸乱由杨国忠所致，杀掉杨国忠；并逼迫玄宗杀杨贵妃以塞天下之怨。玄宗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在佛堂时缢死贵妃。诗将这一段写得缠绵悱恻，给了极大的同情：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这一段写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兵马逃往西南的情景，但这是背景，而不是重点。重点有二个方面，一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真挚，表现了他失去杨贵妃后的深悲。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的情节，在这之后，他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所以接下去进一步写这种悲哀，写执着的而又无可奈何的思念,这也就是玄宗精神世界里的揪心的恨：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5 唐李昭道《明皇幸蜀图》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街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席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景物依旧而人事已非，一切物色，旧时行踪，无不引动愁苦的思念。诗中描写玄宗在西宫南内如何诗中写唐玄宗作为一个失势的太上皇，在西宫、南内如何靠悔恨、忧伤、寂寞、凄凉来打发那些难以消磨的时光时，用了下面的两句话：“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为了给这位老皇帝的感情上涂抹一层浓重的暗灰色，诗人挑选了萤飞的夕殿这个时间和地点，而以未成眠来证实思悄然，又以孤灯挑尽来见出他内心的痛苦之深，以致终夜不能入睡，由“迟迟钟鼓初长夜”到“耿耿星河欲曙天”。我们知道，唐代的宫中是用烛而不是用灯而照明的。这在宋代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中有所记载。即使用灯，也不至于在太6 上皇的宫殿里只有一盏孤灯，又何至于竟无内侍、宫女侍奉，而使他终夜挑灯，终于挑尽呢？这里显然不符合事实。但是我们设想，如果作者如实地反映了当太上皇不眠之夜，生活在一个红烛高照，珠围翠绕的环境里，还能够象《长恨歌》这里所描写的那样成功地展示他的精神状态吗？所以我们说这两句诗就是遗貌取神。也就是为了传达作品主人公的内心活动，而不去追究表面上的事实，这就是遗貌取神。刻骨銘心的悲苦思念，在现实中得不到排遣，只好求助于渺茫中的神仙，于是方士四处寻觅，终于在海上仙山中找到了已成仙子的杨太真。诗到此从现实描写转入幻想，把现实的执着爱情升华到仙境中，反而更加动人。上面集中写玄宗的思念之情，下一段则集中写杨贵妃对爱情的坚贞：闻到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栏干，梨花一枝春带雨。7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目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背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合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当临邛道士来到仙山求见时，久已脱离人间爱欲的杨太真是丝毫没有思想准备的，所以“闻道汉家天子使”，不禁“九华帐里梦魂惊”了。玄宗终宵不眠，太真恬然入梦，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接着，诗人以下列四句描写了她强烈的内心冲突从发生到解决的过程：“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由梦魂惊而揽衣推枕，徘徊不定，由徘徊不定而决心出见，这个内心斗争胜利的取得无疑地是相当艰苦的。而当胜利之后，便不顾云髻半偏，花冠不整，迫不及待地走下堂来。从这些细节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是多么成功地通过杨太真的动作刻画了她的精神状态，以语言音响传达生活的音响。由当日的山盟海誓，而终于天上人间，惟有彼此思念而已。这就是长恨之所在。全诗缠绵悱恻，纯粹是一个带有感伤意味的动人的爱情故事。总之，应该说，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代表着白居易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8 9 二，《长恨歌》的流传与研究《长恨歌》的流传与《白氏文集》的总体流传情况是相辅相承的。《白氏文集》现存最早的本子不在中国，而在日本。明万历46年，那波道圆在和活字版《白氏文集》之（后序）中所言：诗文之称于后世，不知其数千家也。至称于当时，则几希矣，况称于外国乎？……在鸡林，则宰相以百金换一篇，所谓传于日本新罗诸国。呜呼，菅右相者，国朝文章之冠冕也。渤海客睹其诗，谓似乐天，自书为荣。岂复右相独然而已矣哉？昔者国纲之盛也，故世不乏人，学非不粹，大凡秉笔之士，皆以此为口实，至若倭歌、俗谣、小史、杂记，暨妇人小子之书，无往而不沾溉斯集中之残膏剩馥，专其美于国朝，何其盛哉！这里的“鸡林”，是新罗的别称。《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脱解尼师今）九年春三月，王夜闻金城西始林树间有鸡鸣声。黎明遣瓠公视之，有金色小椟挂树枝，白鸡鸣于其下。瓠公还告。王使人取椟开之，有小男儿在其中，姿容奇伟。上喜谓左右曰：‘此岂非天遗我以令胤乎！’乃收养之。及长，聪明多智略，乃名阏智。以其出于金椟，姓金氏。改始林名鸡林，因以为国号。”现在最早的《白氏文集》是日本金泽文库所藏的卷子本。从下面我们拍摄下来的影印件可以看出《白氏文集》早期流传的情况，这也是在雕版印刷没有通行之前，普通书籍通过传抄流传的情况。10 11 金泽文库本所收《白氏文集》卷三三末云：“会昌四年五月二日夜，奉为日本国僧惠萼上人写此本，且缘怱怱夜间睡梦，用笔都不堪任，且宛草本了，皆疏书之，内题内也。”这段文字所言的《白氏文集》卷三三，现在天理图书馆，而勉诚社昭和58年影印的《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所附的解说中引用此段，12 而影印《金泽文库》本并未收此卷。天理图书馆善本则收录之。八木书店昭和53年影印天理图书馆善本书丛刊载此书卷三三后附书影如下。白居易卒于会昌六年，故此本在白居易卒前就传到了日本。白氏也知道这样的事，故其在《白氏长庆集后序》中说：“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中国现存最全面的《白氏文集》的本子是《四部丛刊》本，也不是中国本身流传的，而是选用了日本那波道圆翻宋本刻印的本子。关于《长恨歌》流传，除了《白氏文集》所收外，还有不少单独抄本流传的。如日本的《弄花抄》有这样一段话：唐刻本《长恨歌》多作“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今作“旧枕故衾”，或出于日刻本，姑且存疑。余谓《古文真宝》所载“翡翠衾寒”等语，系据唐刻本《白氏文集》第十二勘引之者，而“旧枕故衾谁与共”等语尤谐源氏之心。永正七年七月三日记之。13 所谓“源氏”指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源氏物语》与《长恨歌》关系至为密切，有的是直接引用《长恨歌》故事，有的是化用《长恨歌》事，该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有翻译本，颇便阅读。其第10-11页有这样一段，录之以供参考：皇上看了《长恨歌》画册，觉得画中杨贵妃的容貌，虽然出于名画家之手，但笔力有限，到底缺乏生趣。诗中说贵妃的面庞和眉毛似“太液芙蓉未央柳”，固然比得确当，唐朝的装束也固然端丽优雅，但是，一回想桐壶更衣的妩媚温柔之姿，便觉得任何花鸟颜色与声音都比不上了。以前晨夕相处，惯说“在天願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之句，共交盟誓。如今都变成了空花泡影。天命如此，抱恨无穷。这里的桐壶更衣，是指日本桐壶帝的妃子，受到桐壶帝的宠爱，更衣丧亡后，桐壶帝对她非常思念，故而《源氏物语》实模仿《长恨歌》表现其思念之情。因此，研究《长恨歌》必须利用日本的抄本资料，否则就不能恢复其真实面目。以下拍摄的都是最为重要的资料。其一是日本正宗敦夫文库本《长恨歌》抄本。14 15 16 其二是六地藏寺藏本《长恨歌》并序。这是日本平安鎌昌时代的抄本，平安时相当于中国唐代以后到南宋初期，所以是一个很古老的抄本，具有很大的文献价值。17 日本有关《长恨歌》研究的专书有好几种，其一是国田百合子的《长恨歌琵琶行抄诸本国语学的研究》，由日本樱枫社出版。其二是近藤春雄《长恨歌琵琶行研究》，由日本明治书院出版。近藤春雄研究汉学，著述丰富，我读过的就有《白乐天及其诗》，武藏野书院平成6年出版；《唐代小说研究》，笠间书院昭和53年出版；《新乐府秦中吟研究》，明治书院平成2年出版。18 19 其三是《杨贵妃文学史研究》，由日本研文出版2003年出版。20 另外，日本发表有关《长恨歌》的论文也很多，日本还有专门的白居易研究的刊物，质量很好。《白居易研究年报》，自2000年以来，每年出一本，已出了五本。其中创刊号就收了一篇《长恨歌主题研究：恨的主体与作者的意图》。第三号有《法帖尊园亲王长恨歌旧钞本影印》。21 22 相比日本的研究状况，中国就显得较为薄弱，但也有《长恨歌》研究的专门论著，较早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是陈寅恪先生所撰的《元白诗笺证稿》，其中专门有一章是《长恨歌笺证》。首发于《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47年号。下面首发的第1、2页影印件。23 24 周相录有《长恨歌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出版。这本书有七章，主要对《长恨歌》研究的历史加以概述，以《长恨歌》与《长恨歌传》进行比较研究，探讨白居易与《长恨歌》的关系，挖掘《长恨歌》的主题、《长恨歌》的艺术、《长恨歌》的影响、《长恨歌》细读等方面进行研究，较为全面系统。这是作者在硕士25 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出版的。不过，硕士学位论文写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张中宇有《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这本书也是对白居易《长26 恨歌》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著。作者在广泛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细密的分析，提出了《长恨歌》主题的“婉转讽谕”说，并围绕这一论点的确立，解决了与之相关的“一篇长恨有风情”考辨、《长恨歌》主题与艺术结构之关系、《长恨歌》文本笺证等问题。但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对于日本有关《长恨歌》与白氏文集流传情况没有下功夫搜集，对于日本学者有关《长恨歌》的研究成果涉及较少。据书的注释与参考书目，周相录的书引用了日本学者渡边龙策《杨贵妃复活秘史》一书，这是一本汉语翻译的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日本丸山清子著《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也是汉语译本，由国际文化艺术公司1985年出版。只引用了日本学者发表在中国大陆的几篇论文，下定雅弘《战后日本白居易研究概况》，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5期；平冈武夫《关于白居易的家庭环境的问题》，载《东方学报》第34卷，1964年3月。另外，还有周天有《长恨歌笺说稿》（书影见下），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杨国娟有《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研究》，台北光启出版社1981年。陈金现《长恨歌的接受与评论：以宋人为主》（书影见下），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出版。都是研究白居易《长恨歌》的专门著作。27 28 29 30 31 32 33 三，《長恨歌傳》與《長恨歌序》中国流传刊刻的《长恨歌》，并没有序文，只是与白居易同游仙游寺的陈鸿写了《长恨歌传》，其中有这样话说明原委：“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邪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中国流传下来的《长恨歌传》，也有不少疑窦需要弄清。而这方面则必须下功夫通过版本的考订与比较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河南师范大学的周相录教授，曾注意到两个问题，其一是《长恨歌传》的版本异同，其二是《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关系。“《长恨传》有不同的版本，而不同的版本又对此有不同的表述，因而考订哪个版本就是或者最接近陈鸿的原作，无论对《长恨传》还是对《长恨歌》的研究，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前辈著名学者鲁迅、陈寅恪等先生已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并发表了一些意见，其他学者对此也有所论及，但或是停留在‘疑’的阶段，或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周相录）首先从《太平广记》本《长恨传》创作缘起中出现唐宪宗的庙号不符合古代的典章制度；陈鸿自称‘前秀才’有违于唐人自称的习惯；‘并前秀才陈鸿作传，冠于歌前，目为《长恨歌传》’不似陈鸿口吻等方面，证明该本《长恨传》确凿无疑地经过了后人的改易。……进而又从对各本创作缘起所载《长恨歌》写作时间、陈鸿与王质夫当时所居之地的差异，以及对《文苑英华》本《长恨歌传》和《丽情集》本《长恨传》正文字句的比较分析，以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考订出《丽情集》本《长恨传》原则上可视为陈鸿原作。”（《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5年号第21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关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一体化。以陈寅恪之说为代表。陈寅恪先生从文体方面着眼，先引用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的话说：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34 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然后根据此一段文字推论出《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关系：是故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唐代举人之以备具众体之小说之文求知于主司，即与以古文诗什投献者无异。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白居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虽非如赵氏所言是举人投献主司之作品，但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既明于此，则知陈氏之《长恨歌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赵氏所谓诗笔系与史才并举者。史才指小说中叙事之散文言。诗笔即谓诗之笔法，指韵文而言，其“笔”字与六朝人之以无韵之文笔者不同）之部分，白氏之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陈氏之传当之。随后进一步推论说：综括论之，《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中之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之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二是《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关系的疏离情况。这种观点提出，最早是夏承焘先生，他在《国文月刊》第78期（1949年）上说：陈君必欲合《歌》、《传》为一，以符《云麓漫钞》举子温卷“文备史才、诗笔、议论”之说，予以为实有不可强通者，试举数疑如下：（一）鸿传明云：“歌既成，使鸿传焉。”是陈传成于白歌之后，即陈不作传，白歌亦已成为独立之体。（二）白歌作于宪宗元和元年，在其第进士之后，非欲以此为温卷之用者，似不应绳以温卷体裁。（三）即使白歌陈传乃效当时小说体裁而作，然唐人小说亦有不备具“诗笔”、“议论”，而为但有“见史才”之故事而已者。赵彦卫偶尔涉笔，非以为小说法程，为作家所必须依准，似不应执赵氏一家之聊尔之言以绳唐代一切小说。夫所谓《歌》、《传》不能分离独立者，必读此歌者非兼读《传》不可，今人能诵白歌者众矣，有从来未见陈传者，何尝不能了解此歌之好处；即吾人已见陈《传》矣，似亦未尝有所增益于对此《歌》之了解。《歌》与《传》之可以分离独立，此即为最自然、最了当之解答。元和间人虽好为小说，然白氏此歌，祗是一篇故事诗而已，陈君必牵率以入小说之林，又强绳以赵彦卫温卷之体，求之过深，反成失实，是亦不可以已乎！35 后来，吴庚舜在1964年《文学研究集刊》第1期上发表了《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一文，对陈寅恪的观点也提出不同看法：所谓一韵一散的结合，却根本不是唐传奇的本来面目。首先，陈寅恪先生和他的赞同者举出的作品，除了《长恨歌传》在叙述创作过程的中部分提到《长恨歌》，《莺莺传》提到《莺莺歌》外，互相之间连这一点小小的、外在的联系也没有。也就是说，这些各自独立的、完整的诗篇和传奇，尽管题材相同，但它们是由两个不同的作家用不同的体裁写成的两个作品，不能生拉活扯硬拼在一起算作一个作品。……其次，《太平广记》把《长恨歌传》和《长恨歌》刻在一起，在传末还有几句话来勾连《长恨歌》，似乎可以作为孤证来支援陈先生的论点，但这孤证是不足据的。台湾学者林文月写了《长恨歌对长恨歌传的影响》一文，载台湾纯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山水与古典》中。书中说：不过同样收载此文的《太平广记》（卷四八六）却未及于与白乐天、王质夫共游仙游寺事，则究竟陈鸿写《长恨歌传》事实上有无受托于白、王二人……乃是一个疑问。……不过，唐人传奇中，作者自述写作动机而委诸受托于时人名流者，除陈鸿此文外亦不乏他例。……而查白居易集中与王质有关者如《寄王质夫》、《哭王质夫》、《期李二十文略王十八质夫不至独宿仙游寺》、《翰林院中感秋怀王质夫》诸篇竟无一言及陈鸿者，则陈鸿是否确曾与二人有深交，仰或只是《长恨歌传》写成之时正巧有白、王共游仙游寺一事，遂拟构其成，亦非不可能。……陈鸿取白居易《长恨歌》而予以散文化，为之作注脚式的敷衍，其最大原因盖在于《长恨歌》本身在当时已十分流行，而唐玄宗杨贵妃的缠绵爱情故事其本身也实在具有哀艳哀伪的成分，对传奇作自然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况唐人有“温卷”之习，则陈鸿持选当世流行之白居易《长恨歌》为其传奇之底本，其用意企图亦实在不可不谓意味深长矣。林文月认为歌、传不是同时所作，都是一些猜测之词，且在论述中大多与史实不符，如说传是温卷之作，而陈写此传时已进士及第。以上所引陈寅恪的观点，或者是赞成还是反对陈寅恪的观点的文字，都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就是没有全面引日本流传的有关《长恨歌》的资料。而我们现在运用日本流传的《长恨歌序》，虽然不一定能够解决歌与传的关系问题，但也可以为研究《长恨歌》提供新的视角。涉及日本资料者，仅有台湾的一位著名学者36 罗联添先生，他在《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一体结构问题及其主题探讨》一文中说：《长恨歌》与歌传各自独立，歌为叙事诗，传为小说体，在白氏诗文集中，歌宜居前，传应次后，原本前后既易序，宋以后流传白集刻本，歌前又脱落标题，遂使歌变成传之附属，进而容易产生“歌”“传”一体的错觉。陈寅恪氏所以误歌传为“共同机构”，与刻本刊落标题不无关系。又歌、传合并读之，可相互参证，有助于了解歌，亦有助于了解传。但亦可单独欣赏，并非一定要合读。在白氏诗文中，陈传可作歌之补充或诠释，按照现在编排方式，“歌传”似应移置于歌后，作为附录。（《唐诗研究论集》第一集，第734页）论述得较为稳妥，但他虽注意到日本刻本的情况，但没有注意到《长恨歌序》的材料。而我们现在考察，日本流传抄本的《长恨歌序》，现在流传多种抄本，序文有如下内容：长恨者，杨贵妃也。既葬马嵬，玄宗却复宫阙，思悼之，致令方士求致，其魂魄升天入地，求之不得，乃于蓬莱山仙室，见素颜惨色。流泪谓使者曰：我本上界诸仙，先与玄宗恩爱之故，谪居于下世，得为夫妻。既死之后，恩爱已绝，今来求我，恩爱又生，不久却于人世为配偶，以此为长恨耳。使者曰：天子使我至此，既得相见，愿得平生所玩之物，以明不谬。乃授钿合一扇，金钗一股，与之曰：将以此为验。使者曰：此常用之物也，不足为信。曾与至尊平生有何密契，愿得以闻。答曰：但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曾复记否？使者还以钿合金钗奏。玄宗笑曰：此世所有，岂得相怡？使者因以贵妃密契以闻。玄宗流泪恸绝，良久语使者曰：方不谬矣！今世犹言玄宗与贵妃处世间为夫妻至矣。37 这是六地藏寺藏本的影印件，是一个很重要的本子。38 以下是《正宗敦夫文库》本的影印件。39 这也是《正宗敦夫文库》本影印件，是序的第二页。下面是贞享元年刻印的《歌行诗谚解》所收《长恨歌序》的影印件。40 41 上面是日本京都博物馆藏的庆长古活字版影印件。有关《长恨歌序》的形成与流传，是白居易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下去，大概有这样几种可能：其一是白居易《长恨歌》原来就有自序，而中国的传本散失了，因为白居易的诗传到日本比较早，在白居易生前日本就有传本了，故而在日本保存了下来。其二是日本人由于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钦慕，故而根据《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内容，撰写出这样一篇序文。其三是根据杨贵妃流传的故事，加上日本古代说话的情节，综合起来，形成了《长恨歌序》。这一方面较为重要，因为现存日本的有关《长恨歌》的故事很多，如平安末期《俊懒髓脑》就收有《长恨歌》物语，《今昔物语》卷十四有《唐玄宗后杨贵妃依皇宠被杀语》，稍后一点的有《唐物语》与《平家物语》所收的《长恨歌》物语。日本说话集有一本为《注好选》（东寺观智院本），产生于十一世纪初期，是较早的说话集，其中《汉皇帝密契》第一百一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更为重要：此漢皇別楊翁女之後，心肝不安，夜天更難明，晝英卻不暮，痛心安息，悲淚彌潤，于方士令齎魂魄。方士升碧落，入黃泉，適於蓬萊仙宮見索（素）皃，相更問答，貴妃云：為遂宿習，生下界暫為夫婦，使者求吾丁寧得相見，早退依實可奏。方士云：御宇戀慕甚重，以言為證哉。貴妃授金釵一枝、鈿合一扇云：此皇始幸時所賜物也。是以為證哉。使者云：是世所有物也。未決。猶有何密契？楊貴妃云：有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使者歸報皇，時皇信之泣血流也。日本学者新间一美写了《白居易与长恨歌》一文，收入了平成五年勉诚出版的《白居易研究讲座》第二卷《白居易的文学与人生》第208-228页中。作者认为日本流传的《长恨歌序》是《注好选》这段故事派生出来的。但是我们仔细以这一故事与《长恨歌序》对照，则知序文所言的情况较《注好选》记载更为复杂，故而我以为《注好选》的文字应该是从《长恨歌序》再融合《长恨歌》所叙述的内容而成的。42 此本为东寺贵重资料刊行会编纂，株式会社东京美术昭和五十八年影印的本子。此本是仁平二年（1152）的古写本。仁平二年，相当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是南宋初期的一个写本。在这个写本中，就如此详细地叙述了杨贵妃与唐玄宗的故事，可见这一故事在日本中世以后流传非常广泛。我们如果对当时的政治背景加以考察，就可知人们对于杨贵妃的同情，也就是杨贵妃之死，作为长恨的因缘，是顺理成章的。对于唐人来说，人们认为安史之乱发生的主因，往往是因为李林甫的误国。即如陈鸿《长恨歌传》即云：开元中，泰阶平，四海无事。玄宗在位岁久，倦于旰食宵衣，政无大小，始委于右丞相。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这里的“右丞相”就是李林甫。《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天宝三载，上自东都还，李林甫知上厌巡幸，乃与牛仙客谋增近道粟赋及和籴以实关中；数年，蓄积稍丰。上从容谓高力士曰：“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对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上不43 悦。力士顿首自陈：“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上乃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万岁。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周绍良《长恨歌传笺证》（《唐传奇笺证》第2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云：“《长恨歌传》写杨贵妃故事，而首先提李林甫，主要是当时士大夫们认为酿成安禄山事变的，追溯源流，还是应该推到李林甫身上。”故而周氏引用《全唐文》卷六一二崔群《论开元天宝讽止皇甫鎛疏》云：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玄宗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又《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则称：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是知玄宗政治败坏，始于开元二十四年。李林甫专权十九年，将唐朝政治弄得极度败坏。而杨贵妃受到玄宗的宠幸，是在此数年之后。故而后人将国家衰乱之责归之杨贵妃，是不恰当的。而对于唐玄宗来说，安史之乱后，或对以前的用人不当在自己的内心里有所悔悟与谴责，但对于杨贵妃的爱情却是没有变化的。因而对马嵬兵变中杨贵妃之死，只有怀念以致于痛心疾首。从这方面看，《长恨歌序》称“长恨者，杨贵妃也”，极为切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当然，白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又是根据民间传说而写成的，因而对于《长恨歌序》此杨贵妃死后成仙事，以及唐玄宗遣方士寻觅事加以说明，也是符合当时作诗的情况的。至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写作，有先后的关系。故《文苑英华》本《长恨歌传》云：“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邪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于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则《长恨歌》44 作于前，《长恨歌传》作于后。而参以白居易《琵琶行》等诗，凡叙述较为复杂的事情而为诗者，白居易大有作序加以说明缘由，故而《长恨歌》本来有序，是符合情理的。但《太平广记》本《长恨传》末尾与《文苑英华》本有异：“至宪宗元和元年，盩厔尉白居易作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陈鸿作传，冠于歌之前，目为《长恨歌传》。”对此，汪辟疆《唐人小说》第144页加以阐释说：“嗣从《文苑英华》七百九十四得此文，与旧所肄者，文句多异。末段叙及鸿与王质夫、白乐天相携至仙游寺，质夫举酒邀乐天作歌一节，为《广记》本所无，乃知宋初固有详略两本；否则《文苑英华》为鸿之本文，《广记》所采，或经删削者也。”由上面的材料与论述可以推论，白居易在写《长恨歌》时，是有序作说明的，后来，这篇序与《长恨歌》一起被传到日本。中土传白诗者，到了宋初，因为陈鸿《长恨歌传》叙述故事始末较详，故而置于《长恨歌》前，而原有的《长恨歌序》也渐次散失。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太平广记》、《丽情集》等在引用《长恨歌传》时，也对其文字加以删削，并在文中即称“冠于歌之前”。而从现存的《长恨歌》、《长恨歌序》、《长恨歌传》的关系来看，序与歌是一体的，而传与歌是疏离的。四《长恨歌》的主题白居易的《长恨歌》，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焦点在于主题思想方面。各家讨论，可归结为三种主要看法。第一种是讽谕说。认为这首诗通过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悲剧的描写，对他们的荒淫生活作了讽刺与暴露。第二种是爱情说。说这首诗对李杨的描写，歌颂了他的真挚而专一的爱情。第三种，双重主题说。认为这首诗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既有讽刺批判，又有同情歌颂。有关《长恨歌》研究，建国以来产生了很多成果，重要的有姚奠中.《长恨歌的主题》，《河南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华钟彦《重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与艺术特点》，《河南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周相录《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新探》，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荆立民《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再思及其他》，载《东岳论丛》1996年第2期；张中宇《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新时期长恨歌主题研究评述》，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张中宇《白居易长恨歌归类考：兼及长恨歌的主题》，载《四川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张中宇《关于长恨歌的主题45 倾向及文化意义》，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一篇长恨有风情考辨：兼及长恨歌的主题》，载《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周相录《长恨歌研究》第一章对于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概括为“隐事主题说”、“讽隐主题说”、“爱情主题说”、“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主题说及其他”五种。张中宇《白居易长恨歌研究》对于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总结最为全面，其第一章为《长恨歌主题研究概述》，共概括为爱情主题说、隐事说、讽谕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共六种，可以参看。而张中宇又提出了“婉讽主题”一说，他认为：《长恨歌》描写李杨真情对于表现政治主题的具有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杨爱情，《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其有限或难以实现。他的结论是：“《长恨歌》的主题是，通过李杨情爱悲剧的复杂过程，反映封建帝王荒弛朝政、政治腐败等造成国家动荡、爱妃惨死及凄苦悲凉、深情无寄的严重后果，婉转批评唐玄宗因为承平日久滋生的骄矜懈怠而重色情、忽视国家管理的错误行为，并以此作为后世的鉴戒。”（《白居易长恨歌研究》第175-176页）但从对《长恨歌》研究的进程来看，有逐渐复杂化的趋势，研究者大多根据《长恨歌》本身内容的某一方面，进行延伸发挥，故而诸种说法均言之成理，但实际上到底哪一种说法最符合白居易的原意，还要从白居易自己的说法与时人的看法进行参照进行解说。我以为，《长恨歌》的主题以爱情说最切合白居易的实际。其一，白居易有《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全唐诗》卷四三九）这里以《长恨歌》与《秦中吟》对举，而《秦中吟》属于讽谕诗，则《长恨歌》之主题非讽谕说甚明。而是一篇表现风情之作，那么风情之作与爱情说是最吻合的。其二，从白居易自己给诗歌分类来看，也不应是讽谕诗。白居易给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其一为讽谕诗，其二为感伤诗，其三为闲适诗，其四为杂律诗。《长恨歌》被置于“感伤诗”一类，则明显是对于李杨爱情悲剧表示同情，进而颇为感伤。白居易《与元九书》云：“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46 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欲所重，正在此耳。……仆数月来，检讨囊袠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百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白居易集笺校》卷四五，第2793-2794页）可见感伤诗是吟咏“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的事件的，那么《长恨歌》的内容正与此合。但《长恨歌》吟咏爱情，并同情这一悲剧的，故大类应为感伤，而实际主题则是爱情说。前人的感伤说与爱情说并不矛盾，只是表现范围的不同而已。毕竟白居易给自己的诗歌分类，只有“感伤”类，而没有“爱情”类。至于白居易也有讽刺杨贵妃的诗，如《胡旋女》，则置于讽谕类，可参下节所述。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而其重视的程度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变化。王运熙先生说：“他认为自己的诗作，讽谕、闲适两类最重要，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立身处世原则。……至于感伤诗中名篇《长恨歌》、《琵琶行》，他更是屡屡流露出自我赞许的态度。我们须知，白居易作为一个诗人，他既关心国事民生并具有兼济天下的志愿，因而在理论上大力提倡讽谕诗；同时他在日常生活中又具有丰富真挚的感情，热爱各种自然美和艺术美，因而从内心深处喜爱长于抒情、文词美丽、声律和谐的律诗。……他的古体诗大概只有《长恨歌》、《琵琶行》两篇风行，其他则否。”（王运熙《白居易诗歌的分类与传播》，载《唐代文学研究》第8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其三，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元稹集》卷五一，第554-555页）从流传的角度看，将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归入讽谕说，也是不恰当的。其四，唐宣宗有《吊白居易》一诗云：“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47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这里的“童子解吟长恨曲”，说明他的《长恨歌》在当时是妇孺皆知的，与白居易的自述相合。而《长恨歌》与《琵琶行》都是属于感伤诗一类的。故而从以上几个方面参证，白居易的《长恨歌》的基调是感伤的，而主题应该是爱情说。强调爱情主题说，可以否认讽谕说、双重主题说等，而感伤说与爱情主题说是不悖的。故而还需要再检讨一下隐事主题说。俞平伯先生在1929年第2期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一文，认为《长恨歌》记录了一件皇家逸闻，一件世所不闻的隐事，即马嵬之变，事起仓皇，慌乱之中，杨贵妃得高力士等唐玄宗亲信之助，以长相仿佛的宫女偷梁换柱，顶替杨贵妃伏刑，而杨贵妃则易服潜逃，流落民间，其后当了女道士。玄宗回到长安，知杨贵妃尚在人间，却不能使之归来，只能徒以空言结再生之缘，故唐玄宗在西宫南内的悲痛，不是死别之悲，而是生离之悲。白居易将这一隐事写入诗中。但俞平伯所提出的七条理由都是根据《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臆测之词。而《晋阳学刊》1981年第6期发表了周煦良《长恨歌的恨在哪里》一文，认为“诗的中心思想是写杨妃不忠实于爱情”，而“长恨”则是唐玄宗之恨。这样引申了俞平伯的观点。同期刊物又发表了《关于长恨歌的通信》，即周煦良与俞平伯的通信，周煦良认为俞平伯对《长恨歌》主题的解释是“最正确解释”，而俞平伯的复信大致赞同周的观点，但又说其说“似有创获，以佐证不足，难成定论。”并指出“讽刺而用微辞曲笔，是此诗的特点，故褒贬互用，美中有刺”。则俞平伯晚年更对隐事说产生怀疑，复而转为讽谕说。持这种说法的还有孙次舟《读长恨歌与长恨歌传》，载《文学遗产增刊》第14辑（1982年）；陈汝衡《从白歌说到昆剧长生殿》，载《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但这种说法终因证据不足，而难以获得学术界的承认。五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探讨尽管我们强调了以上几种说法中爱情说是较为符合实际的，但我们再检阅白居易其他诗中有关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描写，情况就又复杂起来。他有《李夫人》诗一首云：“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见重璧台前伤盛姬，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资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这里是“不48 如不遇倾城色”，而《长恨歌》的首句是“汉皇重色思倾国”，此下都是由这一句引起的。而《李夫人》这一首诗既强调了人情，同时又对于尤物惑人加以谴责，有复杂的一面。他的另一首诗《胡旋女》云：“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也是谴责贵妃胡旋惑君，但最后一句用强烈的对比，说明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比受其诱惑程度更深。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则要对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作更进一步的考察，我们认为，从主观上说，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本身真挚的，又是感人的，而客观上造成与安史之乱有关，这实质上也不是爱情本身的问题。如果将唐玄宗的爱情与其政治分开来考察，则更可以看出他与杨贵妃的爱情过程是基于共同的性格与共同的爱好，他们的爱情是真挚感人的，他们的爱情悲剧是值得同情的，故白居易写作了这首《长恨歌》，并置于感伤诗一类中。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与其说是见到杨贵妃倾国倾城之色，毋宁说是因为他们二人才艺有共同之处。他们本身具有真挚的爱情，加以民间传说对这一爱情加以美化，这才是《长恨歌》取材的基础。唐玄宗不仅是一位封建帝王，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的多才多艺，在宫中也找到了唯一的异性知音，也就是杨贵妃。下面就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1．玄宗擅长音乐，与杨贵妃有共同爱好。《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云：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先一日，金吾引驾仗北衙四军甲士，未明陈仗，卫尉张设，光禄造食。候明，百僚朝，侍中进中严外办，中官素扇，天子开帘受朝。礼毕，又素扇垂帘，百僚常参供奉官、贵戚、二王后、诸蕃酋长，谢食就坐。太常大鼓，藻绘如锦，乐工齐击，声震城阙。太常卿引雅乐，每色数十人，自南鱼贯而进，列于楼下。鼓笛鸡娄，充庭考击。太常乐立部伎、坐部伎依点鼓舞，间以胡夷之伎。日旰，即内闲厩引蹀马三十匹，为《倾杯乐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又令宫女数百人自帷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虽太常积习，皆不如其妙也。若《圣寿乐》，则回身换衣，作字如画。又五坊使引大象入场，或拜或舞，动容鼓振，中于音律，竟日而退。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太常又有别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凌晨，鼓笛乱发于太49 乐署。别教院廪食常千人，宫中居宜春院。玄宗又制新曲四十馀，又新制乐谱。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楼，观灯作乐，贵臣戚里，借看楼观望。夜阑，太常乐府县散乐毕，即遣宫女于楼前缚架出眺，歌舞以娱之。若绳戏竿木，诡异巧妙，固无其比。唐玄宗好音乐，在即位之前就是如此。《旧唐书》卷九九《睿宗诸子传》云：初，玄宗兄弟圣历初出閤，列第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大足元年，从幸西京，赐宅于兴庆坊，亦号“五王宅”。及先天之后，兴庆是龙潜旧邸，因以为宫。宪于胜业东南角赐宅，申王捴、岐王范于安兴坊东南赐宅，薛王业于胜业西北角赐宅，邸第相望，环于宫侧。玄宗于兴庆宫西南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玄宗时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咸召登楼同榻宴谑，或便幸其第，赐金分帛，厚其欢赏。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墅追赏，不绝于岁月矣。唐玄宗的这些爱好，也受到大臣们的劝阻，《资治通鉴》卷二一一云：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女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礼部侍郎张廷珪、酸枣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为：「上春秋鼎盛，宜崇经术，迩端士，尚朴素，深以悦郑声、好游猎为戒。」上虽不能用，欲开言路，咸嘉赏之。精晓音律是唐玄宗的爱好，而杨贵妃是最能满足其爱好的一位女性。这实际上是支撑他们爱情的基石。2．贵妃唱曲，玄宗制曲。宋乐史《杨太真外传》卷上：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天宝四载七月，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邸。是月，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半后服用。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从杨贵妃入进见玄宗之始，就与《霓裳羽衣曲》产生密切的关系。同书卷上又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览《汉成帝内传》，时妃子后至，以手整上衣领，曰：“看何文书？”上笑曰：“莫问。”觅去，乃是“汉成帝获飞燕，身轻欲不胜风。恐是飘翥，帝为造水晶盘，令宫人掌之而歌舞。又制七宝避风台，间以诸香，安于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尔则任吹多少？”盖妃50 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语戏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否？”对于《霓裳羽衣曲》，白居易也是非常喜爱的。除《长恨歌》外，他还作了《霓裳羽衣歌》：“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则其对于霓裳羽衣曲，多是以赞美的口吻表现的。歌舞本身是美好的，但过于沉溺则会懈怠朝政，最后导致了安史之乱。故而白居易为了将这两方面的强烈对比尽量缓一些，用了“渔阳鼙鼓动地来”一句，尽管暗示了安史之乱，但字面本身还是“鼙鼓”，限于音乐的层面，这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对当朝时事深刻揭露者还是有所区别的。我想这一切都是为了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以及《长恨歌》的爱情主题的。玄宗还擅长于制曲，《太平御览》卷五六八引《乐府杂录》云：《得宝歌》，一曰《得宝子》，又曰《得鞛子》。明皇初纳太真妃，喜谓后宫曰：“朕得杨氏，如得至宝也。”遂制曲，名《得宝子》。又《碧鸡漫志》卷四引《中朝故事》云：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焉，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故词人张祐诗曰：“红树萧萧閤半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此类事例甚多，即《碧鸡漫志》所载，玄宗所作以及玄宗时制作乐调就有《霓裳羽衣曲》、《凉州曲》、《胡渭州》、《万岁乐》、《夜半乐》、《何满子》、《凌波神》、《荔枝香》、《雨淋铃》、《清平乐》、《春光好》。即使是杨贵妃死后，唐玄宗从西川归来，思念杨贵妃时，还在制作乐曲。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云：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霖雨涉甸，于栈道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淋铃》曲，以寄恨焉。3．玄宗欣赏贵妃《胡旋舞》白居易有《胡旋女》诗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白居易集笺51 校》卷三，第161-162页）本诗之旨在于讽谕，但“贵妃胡旋惑君心”句，说明杨贵妃是很擅长于胡旋舞，而唐玄宗是最欣赏胡旋舞的。《乐府诗集》卷九七《胡旋女》解题：白居易传曰：“天宝末，康居国献胡旋女。”《唐书·乐志》曰：“康居国乐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乐府杂录》：“胡旋舞居一小圆毯子上舞，纵横腾掷，两足终不离毬上，其妙如此。”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云：《胡旋舞》，日本石田干之助氏有《胡旋舞小考》一文，考证綦详，余愧无新材料以相印证，兹唯略述概而已。案《胡旋舞》出自康国，唐玄宗开元、天宝时，西域康、米、史、俱密诸国屡献胡旋女子，《胡旋舞》之入中国，当始于斯时。玄宗深好此舞，太真、安禄山皆能为之。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云：至于杨太真，则《旧唐书》五一《后妃传》上《杨贵妃传》，《新唐书》七六《后妃传》上《玄宗贵妃杨氏传》，俱止言其善歌舞，而不特著其长于胡旋舞。然太真既善歌舞，而胡旋舞复为当时所尚，则太真长于此舞，自亦可能。乐天之言，或不尽出于诗才之想像也。（《元白诗笺证稿》第1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考元稹有《和李校书新乐府十二首》，其中即有《胡旋女》一诗。知此诗为李绅首唱，元稹和之，白居易继和。白诗中讽刺杨贵妃，与《长恨歌》主旨不同，乃是诗歌唱和体制所限制，受李绅、元稹诗歌内容的影响。玄宗对于胡旋舞是十分欣赏的。《安禄山事迹》卷上曾记载这样一件事：（安禄山）晚年益肥，腹垂过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见，玄宗戏之曰：“朕适见卿腹几垂至地。”禄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玄宗每令作《胡旋舞》，其疾如风。这段文字还为新、旧《唐书》所采用，可见玄宗最欣赏胡旋舞，杨贵妃擅长胡旋舞，当然会受到唐玄宗的宠爱。从上面看，唐玄宗与杨贵妃是有较为深厚的爱情基础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顾一切地将本来是寿王妃的杨玉环度为道士，然后再册为自己的贵妃。而杨贵妃为女道士的过程，实际上与唐玄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据卞孝萱《唐玄宗杨贵妃五题》考证，实际上他们这一段时间，保持了六年零二个月的情妇关系。（《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第11-17页）52 附录：几幅《胡旋舞》图片53 54 以上图像均选自《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55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