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牡丹亭》情与理的冲突融合的论文

　　试析《牡丹亭》情与理的冲突融合的论文论文关健词：《取丹亭》　情理　冲突　融合　　论文摘要：汤显祖是我国16世纪伟大的戏剧家。其人生经历了激情与消况，梦幻与现实的思想矛盾。他在推崇传统道德的同时，又幻想构建一个符合自已理想的伦理典范，这在他的代表作《牡丹亭》中，表现为人物于情，理之中的变化。通过分析《牡丹亭》人物由“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转变为融合为一的原因，以求探究汤显祖的创作思想的复杂性。　　《牡丹亭》是我国明代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的戏剧杰作。汤显祖一生创作了许多戏剧作品，其中，尤以《临川四梦》著名，而《牡丹亭》更是其中脍炙人口的名篇。汤显祖曾说:“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牡丹亭》即《还魂记》，它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戏剧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热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和强烈争取个性解放的精神。要想通过《牡丹亭》探究汤显祖的创作思想，须先从汤显祖的人生阅历及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意识说起。一、汤显祖的人生阅历和所处时代思想氛围汤显祖出身于书香门第，聪慧好学，从小就希望通过读圣贤书，参加科举人仕来光宗耀祖。青年时期他已崭露头角，21岁中举，曾随泰州学派大师罗汝芳学习心性之学，探索人生意义与道德真理，奠定了自我的道德规范，以致影响了他后来的出人进退及做人处事的方式。他先后四次赴京会试均未中进士，这与他刚直清高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当时的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企图罗致一批青年才俊，纳人“自己人”的小圈子，以便巩固日后的统治地位汤显祖就在其罗致之列，但他拒绝了邀请，由此名落孙山。这段经历对汤显祖打击很大，但同时也给他一个重要的人生启示: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难免要付出沉重代价。直到1582年张居正死后，汤显祖才中了进士。政治的翻云覆雨，官场的拉帮结派，斗争的倾轧陷害，人情的冷暖炎凉，给汤显祖极大的刺激与教训，使他作出了坚守一生的选择:为了保存自我人格的纯净，“不如掩门自贞”。他“掩门自贞”的方式，就是任无关紧要的闲职，闭门读书，同时从事诗文创作。然而官场的醒醒贪赎让他忍无可忍，1591年他上书《论辅臣科臣疏》，针贬时政。接着就遭到贬滴，发配到雷州半岛。感到前途无望和厌倦官场的汤显祖效法陶渊明，在老家临川构筑了玉茗堂，并在此完成了《牡丹亭》的写作。 汤显祖生活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向没落，在它的内部开始缓慢地萌发出某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在思想上，明王朝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从一开始就继承了元代的方针，仍奉孔孟之书为经典、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思想，以理学取士。然而，理学发展到这个时期已日趋教条、僵化，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假道学家，以借理学之名谋取个人利禄，也使理学在一些进步思想家和正直人们的心目中信誉扫地。加之由于理学崇尚务虚，鄙视务实，高谈天理性命，不谙世情事功等，对于解决当时社会中出现的种种尖锐矛盾，也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到明代中期，出现了一股怀疑程朱理学的思潮。人们逐渐形成新的观念:把人从神圣的伦理规范和枯燥的理学观念中拉出来，使其置身于鲜活的现实世俗生活中，体味、思索世俗人情和感性欲望的合理意义，充分肯定也积极追求世俗的生活、独立的个体和自由的个性。新思想的曙光激发着人们的热情和对美好理想的懂憬与追求，因此，伴随着对个性解放的号角，在戏剧创作中也出现了一股浪漫思潮:高扬“情”帜，打破传统，反抗“理”的秩序，表现出“情”对“理”的挑战反抗。汤显祖是该思想的践行者，他在《牡丹亭》中就以火一般的热情，描写了杜丽娘对自由矢志不移的追寻，宣扬了真情的神圣和超越生死的力量，高扬起鼓荡于这阵春风中的一面旗帜。二、《牡丹率·惊梦》彭显“情”与“理”的矛盾冲突与融合杜丽娘是《牡丹亭》中描写得最而的人物。明人王思任在《牡丹亭序》中说:“杜丽娘隽过言鸟，触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台可螟，撩牙判发可押而处，而梅、柳二字，一灵咬住，必不肯使劫灰烧失。追求爱情的缠绵与执著是杜丽娘的性格特点，但杜丽娘还有她的思想特点，在《牡丹亭》以前，戏剧、小说中关于描写女子执著坚定地追求爱情的不乏其例，但像杜丽娘这样要求个性自由的却很罕见。而这个自称“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惊梦》)的杜丽娘的个性意识的觉醒，也非常好地阐发了汤显祖的创作思想。这里，笔者就对《牡丹亭·惊梦》作一点分析，以期打开汤显祖戏剧创作思想的大门。在《惊梦》中我们看到，杜丽娘一出场就带着一股压抑不住的生命冲动，正如《惊梦》中的〔皂罗袍〕所写:　　原来蛇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成看的这韶光贱。 这段话形象地写出了美丽的生命犹如美丽的春光一般荒废，使人不能甘心，这样强烈的生命冲动在汤显祖以前的剧作中是很少见的。即使我们可以在《水浒传》、《金瓶梅》这样的小说中看到如潘金莲这样的人物也多是以反面“淫荡”的面目出现，而似杜丽娘这样以正面形象出现又不似《西厢记》中的崔莺莺那样做大家闺秀半遮半掩的出场实在是前无古人。我们知道，作为官宦人家独生女儿的杜丽娘，生活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朱门深宅之中，她的父母极其疼爱她，而疼爱的方式是竭力把她塑造成一个绝对符合于礼教规范的淑女。甚至连她在绣房中因无聊而昼眠，父亲也要把她叫出来教训一通;她去了一趟花园，衣裙上绣了一对花、一双鸟，母亲也要惊慌失措，唯恐她惹动情思。杜宝夫妇绝不是“坏人”，他们一个是国家栋梁，为官清廉正直;一个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作为封建社会中常规道路上的成功者，他们以自己的“爱”给予女儿以最大的压迫。在生活中，除父母之外，杜丽娘唯一可以接触的男性是她的老师陈最良，他“自幼习儒”，考白了头发还只是一个秀才，穷酸潦倒。更可怜的是除了几句经书，他就不知道人生是什么。陈最良也不是什么“坏人”，但他作为封建社会常规道路上的失败者，也只是拿社会教导他的东西再去教导杜丽娘，这同样给杜丽娘以沉重的压迫。作者如此描绘杜丽娘的生活环境、周围人物，深刻地揭示了她所面临的对手不是某些单个人物，而是由这些人物所代表着的整个正统意识和正统社会势力。进而，这种在对人性的栓桔之下，杜丽娘的呐喊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命觉醒，而是抽象化形而上地成为了一种超越性的理念化身，即汤显祖创作思想中最重要的“情”。作为“至情”化身的杜丽娘为了追求美好而纯真的爱情，一往情深，出生入死，起死又回生，这一异乎寻常的人生经历，充分展示了作者对人的感性情欲、自我生命的追求，以及“至情”那超越生死的奔突力量，其表征是对“理”的冲突、反叛。这种追求力量与“理”的严整秩序是格格不人的，它深刻地昭示了爱情作为人的自然本性与束缚人们身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即“情”与“理”的冲突。杜丽娘的冲突对象实质上是“理”所构建的严整社会秩序，是沉淀于社会心理深层的牢固传统意识。而这种“情”与“理”的严重对立、冲突，《牡丹亭》没有在现实人世中予以展现，而是把它放置于一个超越现实人世的怪诞幻境中进行展现，即所谓“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就在这个异乎寻常的过程中展现了“情”与“理”的对立冲突和杜丽娘追求理想的全部“至情”力量。也正是因为杜丽娘的这种“至情”没有在现实环境中与“理”进行至深至烈的冲突，所以“至情” 的呼号一旦从理想的幻境中返回现实人生，就显出手足无措的仿徨与迷惘，最后那于现实中铸造的根深蒂固的“理”的意念重又于内心深处泛起:【旦」姑姑，奴家死去三年。为钟情一点，幽契重生。……数日之间，稍觉精神旺相。【净」好了，秀才三回五次，央俺成亲哩。[旦〕姑姑，这事还早。扬州问过了老相公、老夫人，请个媒人方好。【生」姐姐，俺地窟里扶卿做玉真。【旦」重生胜过父母亲。〔生〕便好今宵成配偶。【旦」惜腾还自少精神。【净」起前说精神旺相，则瞒著秀才。【旦」秀才可记的古书云:“必待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生」日前虽不是钻穴相窥，早则钻坟而入了。小姐今日又会起书来。【旦」秀才，比前不同。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　　在此，为追求理想而冲击“理”的秩序的杜丽娘，却明确地维护起那个秩序了。丽娘的行动在幻境与现实之间的反差表现，让我们看到在她反叛行动中脖颈上那隐约晃动的枷锁和前行身影中的拘泥步态。丽娘虽然拥有冲破一切的“至情”力量，最终还是想争取父母对她的婚姻的承认，并鼓励柳梦梅去获取功名富贵，以争得社会规范的支持与承认。此时，那经过了多少努力和追求才获得清醒认识的“情”已彻底地向“理”屈服、回归了。所谓“鬼可虚情，人须实礼”，正反映出杜丽娘的“至情”在现实面前的无奈和气馁。所以，尽管杜丽娘的“至情”锋芒毕露，却并未超出传统的伦理秩序，这种“至情”与规范的格格不入，反映出情的冲击在面对现实秩序时的无奈、迷惘，反映出杜丽娘挣脱传统束缚而终又回落于束缚之中的必然心灵轨迹。　　三、《牡丹亭》创作思想的矛盾　　《牡丹亭》中杜丽娘对现实的挣扎与反抗、追求与向往，其实隐含着汤显祖被“理”深深束缚的心态以及由之而来的困惑。　　从汤显祖一生的奋斗过程看，激情与消沉、梦幻与现实的冲突一直未在他心中停止过。他在《牡丹亭》中描写了杜丽娘在虚境和现实两间的巨大矛盾:一方面是丽娘在虚幻世界里任自己的情流飞泻、爱火炽燃;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中丽娘是知书识礼的闺秀，“不向人前轻一笑”，还魂之后，谈及与柳的婚姻，念念不忘的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 ，耿耿于怀的是夫婿的状元及第。这种矛盾在汤显祖的身上也存在，他在让丽娘为爱情东奔西突的过程中无法为她找到一个更为理想的归宿，只好在现实秩序中为她寻觅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稳妥结局。杜丽娘那“情”的奔突力量在现实中的无奈处境，包含了汤显祖对其所信仰的“至情”的淡淡幻灭感。另一方面，汤显祖在具有了进步的人性观念的同时，头脑中还滞留着很多传统伦理观念。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公开宣称，戏曲应当为完善“三纲五常”、为维护封建教化服务。他还在《南柯记》中大谈女性的“三从四德”。“夫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而从子。四德者，妇言、妇德、妇容、妇功。有此‘三从四德’者，可以为贤女子矣。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所推祟的节妇义夫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典范。他在打破传统规范的同时，也想树立起一个符合自己理想的标准典型，但在现实中一时又难以实现。茫然四顾之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占了上风。于是，当杜丽娘还魂回生后以“鬼可虚情，人须实礼”的原则声明婚姻“必得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时，我们看到了一个曾被汤显祖所鄙夷、冲击的封建伦理规范制度下遵礼守德的封建贤良女子的形象又出现在眼前了。汤显祖本人在《牡丹亭题词》中也明确点破了这个主旨。他说:“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又说:“磋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汤显祖在这里提出了关于“情”和“理”的关系问题，即如实表现人之“情”，不能以“理之所必无”去抑制“情”，这就是汤显祖戏剧作品中自觉的指导思想和中心主旨。他在《牡丹亭》中所着意刻画的杜丽娘的春思梦遇，寻梦伤逝，魂荐枕席，无媒自合，婚走野店等杜、柳之间的生而死、死而生的真情，恰恰都是为封建礼教所不容者，是宋明理学家所痛低的万恶人欲。此种“真情”、“至情”都是宋明理学家所谓“理中所必无者”的东西。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分明在以“情”抗“理”。但“理”所构建的占统治地位的人的观念，极端主张压抑人的自然欲望，扩张人的伦理规范，引导人们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中积极寻求自身欲望的合理满足，简言之:就是以“理”制“情”。这种一成不变的观念与封建专制统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也普遍地、顽固地浸淫着封建时代人们的心理，使得人们的理想人格潜移默化地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形成一个思维定势，由于这种因素的存在，在以“情”抗“理” 的激烈冲击中，也就时断时续地隐存着不少缓冲地带。所以，“情”与“理”的强烈冲突和尖锐对立，在《牡丹亭》中并未得到长久的持续。就在汤显祖秉持“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的原则构建理想的节妇义夫的过程中;在显示对“情”高度张扬的同时也对传统伦理观念心许默认的过程中，杜丽娘也就慢慢地消融在“情”、“理”合一的框架里了。这种艺术构思正展示了汤显祖对现实社会的无奈，因为无奈，才借着文学艺术的想象来排遣、平衡他不平静的心理状态。汤显祖希望借着对“情”的描绘，创造一个至情的理想世界，以美好想象的升华取代人世真实的醒凝。尽管，张扬着个性、至情等浪漫思潮的《牡丹亭》，在与“理”所构建的封建秩序决裂之际，又重新与之融会为一，但毕竟《牡丹亭》中由“情”所迸发的冲天火焰，却照亮了令人窒息的“理”的世界，对当时控制了社会各个角落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给予了无情的抨击和否定，让许多伪君子、卫道士瞳目结舌，引起无数妇女发自内心的强烈共鸣。也让无数的少女发现了自我，更加清醒地认识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让千百年来呻吟于“理”的栓桔中的人们感到了一丝春的气息，让迷失于“理”的黑暗中的痛苦灵魂找到了栖息之地。我们说汤显祖正是借助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作品，使高扬在晚明天空的人性觉醒、思想解放的旗帜更加鲜艳迷人。这也正是《牡丹亭》所焕发出的艺术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