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与《伪君子》

莫里哀的《伪君子》与古典主义莫里哀是法国古典主义最杰出的代表，而《伪君子》作为古典主义喜剧的代表作，也体现了古典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古典主义——十七世纪欧洲最主要的文艺思潮，而法国古典主义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产物，其主要特征是：拥护王权，理性主义的思想原则，以及对“三一律”的巧妙遵守。但莫里哀对古典主义创作原则有所突破。在喜剧中加入悲剧，闹剧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古典主义对题材的机械划分。下面从正反两个方面来阐述莫里哀在《伪君子》中对古典主义的继承和突破。继承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在政治上妥协的产物。由于其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它必须服从于当时的君权统治，是绝对的君权统治在文学上的反映。剧中对英名国王的歌颂，可以看出古典主义把文学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古典主义认为文学地任务在于道德说教，在于劝善。莫里哀说：“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锐，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打击。”他把文学作为改变社会陋习地有力手段。大凡谈到古典主义戏剧，几乎都将之与“三一律”联系在一起，而莫里哀作为古典主义时期的剧作家也同样遵守了这一金科玉律。《伪君子》是按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写成的。虽然全剧开始的时间并没有明确的交代，但从人物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时间的推移，莫里哀良好地把剧情控制在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范围之内。而且各幕之间的联系也很紧密，每幕开始时都有一个人物承上启下，如第二幕是奥尔恭，第三幕是桃莉娜，因此，全剧在时间上显得十分连贯，剧情紧凑。地点方面，《伪君子》相对集中在奥尔恭府内。莫里哀更是巧妙地运用语言来扩展空间。如第一幕中当欧米尔瞧见奥尔恭回来时，连忙对克莱昂特说自己要到楼上去等丈夫，而奥尔恭则显得风尘仆仆的样子，口中自称刚刚从乡村归来。莫里哀通过这些手段，把观众的感受上带到了一个开放式空间中去。 然后是情节整一律。虽然剧中有涉及到诸如玛丽亚娜与瓦赖尔的婚事等诸如此类的事，但整出剧始终围绕着拆穿伪君子真面目的这条主线，整个情节有始有终，十分完整。而剧中的喜剧结局也体现了古典主义的理想化特点，古典主义要求“得体”。突破在《伪君子》这样一部典型的古典主义喜剧剧作里，莫里哀也屡屡有越规之举。其剧作在许多方面突破古典主义的陈规旧套，结构严谨，人物性格和矛盾冲突鲜明突出，语言机智生动，手法夸张滑稽，风格泼辣尖利，对世界喜剧艺术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古典主义重视艺术形式，对各种体裁作了严格的界定，并把它们分为高级的体裁（如史诗、悲剧）和低级的体裁（如喜剧），禁止混淆，并制定了种种清规戒律。但在《伪君子》中，莫里哀突破了古典主义框框，将悲剧和喜剧巧妙地结合起来，造成悲中喜、喜中悲的艺术效果。为了增加喜剧效果，它既有民间闹剧的那种插科打诨，尤其是利用屏风偷听和藏到桌子底下的场面都会招致满场哄笑，同时它又具有传奇喜剧的艺术手法，譬如奥尔贡藏匿秘密政治文件的小箱子等等，在情节上环环相扣、引人入胜。歌德曾说：“莫里哀是很伟大的，我们每次重温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惊讶。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的喜剧作品跨到了悲剧界限边上，都写得很聪明，没有人有胆量去摹仿他。”作为欧洲贵族时代少数几部喜剧成就最高的经典之一，莫里哀的《伪君子》这部讽刺喜剧通过笑来打击恶以纠正时弊，启迪观众在理性的笑闹中透过那些可笑对象的偏执行为与拙劣表现反思自身的劣性和敌人的可怕性；它具有一种“闹后趋静”、“乐极生悲”的艺术伦理效果，在理性透视里渗透着悲戚与阴沉，凸显了真理的相对游移，并使这部理性喜剧跨到了悲剧界限的边缘。歌德对莫里哀的这段评论可渭切中肯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