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与《伪君子》导学案[导读]莫里哀(1662——1673),原名让·巴缔斯·波克兰(JeanBaptistePoquelin),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最伟大的喜剧家。他于1622年1月15日出生于巴黎,其父是宫廷的室内装饰师,用钱买了一个“王室侍从”的头衔。莫里哀从小酷爱戏剧,他从贵族学校毕业后,就同几个志同道朋友一起在巴黎组织了“光耀剧团”,并亲自扮演悲剧中的主角。然而,剧团不久便因演出失败而倒闭,莫里哀为此还被债主送进监狱,父亲将他赎出后,他不认输,又加入另一个剧团,在法国各地巡回演出达十三年之久,终于锻炼成为一个优秀的喜剧作家兼喜剧演员。1658年,他率领剧团到巴黎献艺,得到国王路易十四的赏识,从此留在巴黎。莫里哀身兼剧团的老板、编剧、导演、演员,带领剧团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为广大观众献上一出出精彩的喜剧。紧张的生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1673年2月17日,他强忍病痛主演完自己创作的剧本《无病呻吟》后便与世长辞了。因为他未曾忏悔,没有放弃其“渎神的”职业,所以不能安葬在正式的墓地。但是布瓦洛和拉封丹等莫里哀的生前好友却手持火炬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后面跟着一大群热爱他的戏迷。莫里哀一生中共创作了30多部剧,还写过几首诗,其中讽刺喜剧的成就最为突出,比较重要的有:《可笑的女才子》(LesPrécieusesridicules,1659)、《丈夫学堂》(LˊEcoledesmaris,1661)、《太太学堂》(L'Ecoledesfemmes,1662)、《伪君子》(LeTartuffe,1664——1669)、《唐璜》(DonJuan,1665)、《恨世者》(LeMisanthrope,1666)、《屈打成医》(LeMédecinmalgrélui,1666)、《乔治·唐丹》(GeorgeDandin,1668)、《吝啬鬼》(L'Avare,1668)、《布索那克先生》(Monsieurdepurceaugnac,1669)、《醉心贵族的小市民》(Bourgeoisgentilhomme,1670)、《司卡班的诡计》(LesFourberiesdeScapin,1671)、《无病呻吟》(LeMaladeimaginaire,1673)。莫里哀的喜剧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表现出强烈的民主意识。他认为剧作家有权干预社会生活,有权揭露和讽刺恶习,“最出色的严肃的道德典范通常不如讽刺那样有力……当我们把那些恶习列举出来受到大家嘲笑的时候,我们就是给它以沉重的打击。”(《〈伪君子〉序》)在喜剧中,他经常嘲笑资产阶级对金钱的过度追求,对贵族地位的盲目艳羡(如《吝啬鬼》和《乔治·唐丹》);讽刺贵族的贪婪无耻、妄尊自大和追求风雅(如《唐璜》和《恨世者》);揭露僧侣的伪善狡猾(如《伪君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等级森严的法国,莫里哀能将仆人作为机智、勇敢、正直的形象加以赞扬,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艺术上,莫里哀不完全拘泥于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一方面,他能够熟练地驾驭这些原则来刻画人物,表现主题,譬如他善于运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来塑造典型性格,组织集中紧凑的戏剧冲突等等;另一方面,他又往往突破这些原则而不墨守成规,譬如,他不顾古典主义对体裁纯洁的要求,在喜剧中加入了悲剧因素,把芭蕾舞和戏剧相融合,而《唐璜》一剧则完全抛开了“三一律”。莫里哀为戏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后人称作“法国古典喜剧之父”,博马舍、伏尔泰、谢立丹和哥尔多尼等戏剧家都从中获益匪浅。他的喜剧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其中《伪君子》是演出最多的一部,他代表了莫里哀喜剧创作的最高成就。我国的戏剧家李健吾、杨绛的喜剧创作也受到了莫里哀的影响。[作品]答尔丢夫是一位没落贵族,他伪装成虔诚的天主教徒,骗取了富商奥尔恭和他母亲的信任,成为他们的精神导师。奥尔恭不仅将他待若上宾,还想把女儿嫁给他,而答尔丢夫却贪得无厌,他私下里勾引奥尔恭年轻美丽的续弦欧米尔,被奥尔恭的儿子达米斯发现,达米斯向父亲告发了他的丑行,答尔丢夫巧言诡辩,使得奥尔恭一怒之下赶走了儿子,把全部财产的继承权都赠给了他。奥尔恭藏在桌下,亲耳听到答尔丢夫是如何向欧米尔求爱的。答尔丢夫图穷匕现,马上露出凶相,他不但要霸占奥尔恭家的财产,还向国王告发奥尔恭私藏政治犯的秘密文件,并亲自来抓奥尔恭。幸亏英明的国王洞察一切,宽恕了奥尔恭,逮捕了答尔丢夫。(赵少侯译,选自《外国戏剧名篇选读》上,作家出版社1988年第1版)[细读]关于故事来源:有学者认为,《伪君子》的故事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印度佛本生故事中“骗子本生”的影响。“骗子本生”讲的是一个伪善的苦行者骗取了一位财主的信任,受到优厚的招待,当他得知财主有一百金币埋在屋里,几天后便取出归为己有。临行前,他故意将一根稻草送还给财主,说这是财主家屋顶上掉下来的,以示自己非施勿取。这话恰好被菩萨听到,他指点财主去看看地下所埋的金币,财主发现金币被窃,与菩萨追回那个苦行者,逼他交出金币,然后教训了他一顿。从“骗子本生”的故事来看,与《伪君子》的故事情节非常相似,都是有钱人被宗教骗子的表面行为所蒙蔽,险些遭受重大损失,幸而经人及时帮助,识破伪善者的本来面目,得以亡羊补牢。所不同的是,莫里哀将故事发生的背景从印度移到了法国,并将内容加以丰富,识破骗子的不是菩萨,而是女仆桃丽娜,还有富商奥尔恭的妻儿和妻舅;答尔丢夫的危害性也比印度骗子明显加大了;作者所要歌颂的对象不再是菩萨,而是英明的国王了。
关于圣体会:《伪君子》的矛头直接指向天主教中的圣体会。圣体会成立于1627年,它的各级组织遍及全国,参加者有宗教界的上层人士,世俗的达官贵人,其幕后的支持者是国王路易十四的母亲。圣体会表面上从事慈善事业,其实却是宗教谍报机关,专门迫害进步人士。这个组织经常指派一些人伪装成虔诚的教士,充当教徒的所谓良心导师,目的是刺探他们的言行,以便给宗教裁判所准备材料。由于圣体会试图游离于王权之外,路易十四对它也早有戒心,希望能够削弱其力量,以便巩固王权。关于《伪君子》的版本和上演情况:1664年5月12日,《伪君子》的三幕本(第一个版本)在凡尔赛宫首次上演,答尔丢夫身披袈裟,作为教会一切龌龊行为的体现者出现,很快遭到反动势力的凶猛围攻,他们向路易十四控告《伪君子》否定宗教,咒骂莫里哀是“魔鬼”,要求国王将他投入油锅炸死。路易十四欣赏这部剧,但迫于反对派的势力过于强大,不得不下令暂时停止公演。莫里哀并没有因此灰心,他三次修改剧本,两次向国王呈交陈情表,并将《伪君子》的剧本读给好奇的王公大臣听。1664年11月,他应孔德亲王的邀请,在亲王的私宅里第一次演出了《伪君子》的全剧,由原来的三幕增至五幕。1666年,路易十四的母亲去世了,形势逐渐好转,此剧得以在1667年8月上演。这一次,莫里哀将剧本的名字改为《骗子》(第二个版本),将主人公的名字改为巴女尔弗,并且给他换上世俗的服装,头戴小毡帽颈围大领巾,衣服镶花边,流长发,佩宝剑,并且特意加进一些轻松的内容。可是,第二天,这部剧还是遭到当时代理国政的巴黎最高法院院长的禁止。直到后来教皇又颁布了“教会和平”的诏书,宗教迫害的行为才不得不有所收敛,莫里哀终于得到解禁的通知,《伪君子》(第三个版本)终于恢复本来面目,于1669年2月5日再度公演,演出非常成功,盛况空前。关于答尔丢夫的形象:答尔丢夫是封建贵族和教会僧侣的代表,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伪善的特点,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因此莫里哀将他作为全力讽刺和揭露的对象。他原是外省的破落贵族,由于挥霍无度而荡尽家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冒充虔诚的信士,到处招摇撞骗,劣迹斑斑。这一次,他又骗取了富商奥尔恭及其母亲的信任,成为这家的上宾和精神导师。作家通过桃丽娜等人的揭露和答尔丢夫的一系列表演,一步一步将这个恶棍贪婪好色、狡诈狠毒的本相展示给读者看。他一再标榜自己是不重视物质享受的苦行主义者,实际上一顿饭“吃了两只竹鸡,外带半只切成细末的羊腿”,吃完后就回到卧室,“躺在暖暖和和的床里,安安稳稳地一直睡到第二天的早晨”,把自己养得“又胖又肥,满面红光”;他表面上对金钱毫不在意,当奥尔恭把钱施舍给他时,他每次都说“一斑已经太多”,“很客气地退还一部分”,有时还当面施舍给穷人。但暗地里,他却千方百计想占有奥尔恭的全部家产;他将自己装扮成禁欲主义者,碰见身着低胸衣服的桃丽娜,忙拿出手帕,让她遮住前胸,其实他心中充满淫欲,一面想占有玛利亚娜,一面又对欧米尔的美色垂涎欲滴,无耻地勾引对方。当他的伪装已经彻底被揭穿后,便露出凶残的本相,忘恩负义地要将奥尔恭一家至于死地。至此,读者和观众便彻底看了他的伪善。据说,这部作品刚一问世,就有人疑神疑鬼地指着这个人说象答尔丢夫,又指着那人说象答尔丢夫,其实,用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来说,“他(莫里哀)所写的答尔丢夫决不只是一个答尔丢夫先生,而是全人类的答尔丢夫的总和”。
关于桌下藏人:在剧中第四幕,欧米尔为了教育执迷不悟的奥尔恭,便设下巧计,请奥尔恭藏在桌子底下,让他亲眼看看答尔丢夫的真实面目。这一安排非常巧妙,既充分利用环境,符合“三一律”对地点的要求,又增强了喜剧的艺术效果。关于喜剧中的悲剧因素:在喜剧中加入悲剧因素,这是莫里哀对古典主义原则的突破。剧中,奥尔恭强逼已有心上人的玛丽亚娜嫁给答尔丢夫,玛丽亚娜不从,意欲遁入修道院;答尔丢夫恩将仇报,欲断送奥尔恭一家……这些悲剧因素的加入使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同时更加突出了答尔丢夫的阴险毒辣以及奥尔恭的愚蠢偏执。《伪君子》在思想和艺术上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如反映的生活面不够广,人物的性格比较单一等等,但这并不影响此剧在人们心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