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中的理性思考——《等待戈多》:贝克特·塞缪尔(1906——1990)的《等待戈多》是西方荒诞派戏剧的最主要的代表作品,1953年在巴黎最初上演时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折射出当时西方世界深刻的精神危机。 关键词:等待戈多;荒诞感;悲凉与理性 :I106:A:1005-5312(2011)32-0091-01 一、戏剧的荒诞性 首先是支离破碎的戏剧语言。剧中人物的语言颠三倒四,不断重复,既无前因后果,又文不对题。生活逼迫得两个流浪汉绝望到了神经质的程度,他们说着颠三倒四、毫无伦次的话,做着不可思议的动作。 “我们要忏悔一下。”“忏悔什么。”“忏悔我们的出世?(弗拉基米尔纵声大笑,突然止住笑,用一只手按住肚子,脸都变一样儿)”“连笑都不敢笑了。”“真是极大的痛苦。”“只能微笑……毫无办法。”
没有钱财,没有住处,没有尊严,没有保障,没有自我,没有希望,他们什么都没有,甚至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微笑”,是的,除了苦笑,还能做什么?? “(爱斯特拉冈坐在土墩上脱靴子。他两手使劲往下拉,直喘气。)”“(使劲拉靴子,……终于把一只脱下,往靴内瞧了瞧,伸手去摸了摸,把靴子口朝下倒了倒,……又往靴内摸了摸,两眼出神地朝前边瞪。)”“(弗拉季米尔脱下帽子,向帽内窥视,在帽子里摸索,抖了抖帽子,重新把帽子戴上。)”“(又脱下帽子,向帽内窥视,说‘奇怪’,他敲了敲帽子,再一次向帽内窥视。)” 怪谁呢?“脚出了毛病,反倒责怪靴子。”这句疯话一点也不疯——是社会而不是个人出了问题。 这样的语言当然不是由于的笔力不支所导致,相反,它恰恰是有意为之的结果。贝克特想用这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语言,来表明一种认识,即在非理性化、非人化的社会里,人既然失去了作为人的特质,也就失去了理性的思考,没有了完整的语言。 其次,凋敝的舞台形象。幕布一拉开,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派凋敝凄惨的景象:黄昏的暮霭,荒野中的小路,光秃秃的枯树,两个衣衫褴褛、神态恍惚的流浪汉,这些“直接呈现给观众”
的舞台形象,一方面渲染了全剧荒原般的气氛,另一方面,因其完全不同于传统戏剧的场面而被追加了象征意义,使的内在思想转化为视觉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 最后,欠缺逻辑的剧情。整个剧本与传统戏剧不同,既没有开场、起伏、高潮、结局的戏剧程式,也没有离奇曲折、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人物、环境、事件在杂乱无章中看不出任何进展和变化,两个主人公重复、无聊的动作,语无伦次的对白,也表现不出逻辑上的连贯性。话题常常是开了头却没有结局,胡言乱语中突然还会冒出一句至理名言,给人以强烈的突兀感。 二、滑稽与悲凉中充斥着理性的思考 二次大战后,西方世界一片残垣断壁,整个社会正处于重建的过程中,但是,战前和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却得不到解决,人民生活困难,经济凋敝,道德沦丧,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于当时的社会感到不满,但苦于找不到出路,他们只好用一种悲观,失望的态度去看待整个世界.贝克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了《等待戈多》,借此折射出西方世界深刻的精神危机.战争给整整一代人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上帝不复存在了,旧日的信仰坍塌了,美好的希望和理想破灭了。
贝克特以戏剧化的荒诞手法,揭示了世界的荒谬丑恶、混乱无序的现实,写出了在这样一个可怕的生存环境中,人生的痛苦与不幸。剧中代表人类生存活动的背景是凄凉而恐怖的。人在世界中处于孤立无援、恐惧幻灭、生死不能、痛苦绝望的境地。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波卓和幸运儿都是遵循传统戏剧丑角成对出现的范式。他们互相斗嘴的岔话、翻跟斗、想法入睡、插科打诨和换帽子等方式自娱,同时也娱乐观众。等待戈多的两个流浪汉吵嘴、吃东西、试图睡觉,甚至上吊自杀这一切都符合这类角色的风格,而他们的滑稽动作所意味着的尊严丧失本身就成为荒诞生活的写照,滑稽的背后充斥着无限的悲凉,引人深思。该剧表达了对西方社会的深刻认识,全剧“什么也没发生,没有人来,也没有人去,真是可怕”,然而正是这种“什么都没有”的形式最生动地表达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灾难给西方人所带来的莫大精神空虚与痛苦。通过人物的无望等待,剧本直喻了整个人类的不幸与痛苦。继尼采之后,贝克特用直观的戏剧形象再一次归咎于“上帝”。不管“戈多”是否就是上帝抑或其使者,他在弗拉季米尔与爱斯特拉冈两人心目中至少代表了某种希望,然而戈多迟迟不见,“希望总是不来,苦死了等待的人”。于是,人类只能从死亡中去寻求慰藉与解脱。弗拉季米尔的话发人深省:“双脚跨在坟墓上难产。掘墓人慢腾腾地把钳子放进洞穴。”这种虚无悲观主义思想迷漫全剧,并从一开始就引起观众的关注与共鸣。正如布瓦德弗尔在首演之后所写评论中所说的那样:“观众们第一次面对死亡;他们见到了人类的焦虑和荒诞体现在那些难以忘怀的人物身上。”无限的悲凉之情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