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选读之六·采薇

与诗同行·诗经·采薇章会垠 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比较《采薇》在很多方面可以和《东山》进行比较。从题材看，两诗都是写战争，但与《东山》表现周民族内部战争不同，《采薇》描写的是周人对入侵的西北玁狁（汉称匈奴）民族的战争。《汉书·匈奴传》对《采薇》的写作背景有很好的说明：“（周）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岂不日戒，玁狁孔棘。” 比较（续1）从思想感情看，《东山》表现的是反战主题；《采薇》则较为复杂，既表达了周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抗战精神，同时与《东山》一样，也表现了作者对战争给农业民族带来的破坏的深刻体认和忧伤。从人物形象的塑造看，两诗都塑造了士卒形象。与《东山》所塑造的反英雄形象不同的是，由于《采薇》写的是反侵略战争，因此其士卒形象具有相当强的英雄色彩——尽管生活艰辛、满心忧患，但仍充满战斗意志。 比较（续2）从写法上看，两诗都采用第一人称回忆、诉说的方式，作者的隐退使作品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现场化效果。不同的是在描写重点的选择上：《东山》只用极少的篇幅回忆了过去的征战生涯，重点放在对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性现实的描写上；《采薇》则用了全诗六分之五的篇幅对征战生涯展开较为全面的回忆性描写。这与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此外借景物描写传达情感也是两诗共同手法。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现在让我们进入《采薇》的世界，和那位“伤悲”的士卒一起去经历、去体验。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群饥饿的战士采集野生豌豆苗充饥的情景：“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作”意为初生。豌豆苗初生，乃在早春之时。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农业社会来说，春天乃是事关一年生计的关键时节。然而这里士卒们被迫放弃田园耕作，离乡背井，同入侵者作战。 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或许周人并不害怕同玁狁作战，但令人倍感困扰的是周人后勤保障出了严重问题。饥饿严重地威胁着士卒们的健康，甚至会影响到战争的结局——这就是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诗歌连用两个“采薇”，写出了士卒采集的动作和急切的情态。“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在漫长的征战生涯中，伴随着士卒的，不仅是身体上的饥饿，还有心理上的渴望与忧伤——希望战争早日结束，早日回归故乡，早日与亲人团聚。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然而无数次的盼望与呼唤换来的只是失望和悲伤，在悲伤中，一年又到岁暮。岁暮，在农业社会，通常是族人团聚欢庆丰收与享受劳动成果的时节。然而一场强加给周人的战争改变了一切：“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两句话同义反复，既强调了战争对和平的破坏，又表达了对入侵者的愤慨。 忧心烈烈从首章“薇亦作止”到次章“薇亦柔止”再到三章“薇亦刚止”，暗示了时间的推移，而士卒仍采之不辍，表明士卒乃是长时间地忍受饥饿。这期间士卒们无时无刻不在祈祷能早归故里。“曰归”一词重复了六次，强烈地表达出周人作为农业民族对战争的厌倦。与饥饿、盼归相伴的是“忧心烈烈”。其中包含以下具体内容：（1）我们能否赢得这场战争？（2）战争何时才能结束?（3）我是否能熬过这场战争？（4）对故乡的亲人的忧思。 止戈为武在“我戍未定，靡使归聘”的无奈中，我们看到士卒对亲人的关切和思念，正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而在“忧心孔疚，我行不来”的焦虑中，则可看到士卒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战争的本质——否定生命——的痛切的体认。首三章构成诗歌回忆部分的第一个层次，次二章构成回忆的第二个层次。周人虽对战争本身充满厌倦，但他们也深知只有发扬“止戈为武”的精神，勇敢地迎接挑战，以战争的手段来结束战争，才能赢得生存、和平与发展。 同仇敌忾、保家卫国因此，尽管将士们长期遭受“忧心烈烈，载饥载渴”之苦，但面对强敌，他们依然满怀战斗豪情和克敌制胜的信心。那高大、威武的战车，那训练有素的雄壮的战马，那“象弭鱼服”的精良装备，更有那“一月三捷”的战斗精神，无不显示出将士们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豪情。 花朵与战车这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四章中将花朵与战车关联在一起所显示的深厚意蕴——彼薾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花朵是美好而脆弱的，象征人的生命；且常棣之花在《小雅·常棣》一诗中喻指兄弟。将军乘坐的高大战车则指代战争。花朵与战车代表了相互对立、相互否定的两极：就像战车的车轮将无情地辗碎那柔弱的花朵，在战争中，无数美好的生命将遭屠戮；花朵无力抗拒战车，个体也无能对抗战争这种集体的愚蠢；战争虽然否定了生命，但就在它否定生命的同时，暴露了它的无法掩饰和辩护的罪恶，从而激发出人们追求和平的巨大热情。战车与花朵所喻指的战争与和平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交响乐。 战争：集体愚蠢与野蛮与《东山》不同的是，《采薇》一开始就把读者带进那如火如荼的征战岁月。但它始终没有对战场展开正面、直接的描写，这不仅是因为战场杀戮的血腥乃是与周人中庸的美学原则相违背，更因为周人的战争观的影响：他们对战争本身持否定看法，认为战争乃是人类的一种集体愚蠢与野蛮的行为，除了灾难，不会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他们反对战争浪漫主义和战争英雄主义。 尾章，从回忆转到现实：我正跋涉于回故乡的途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此四句在结构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过去我往前线作战，正值“杨柳依依”的春天；如今战争结束，我从战场归来，已是“雨雪霏霏”。《诗经》作为我国古代抒情诗的滥觞，创造了我国古典抒情艺术以景写情、情景交融的表现范式。 这里“杨柳依依”和“雨雪霏霏”不是单纯的写景；在“杨柳依依”中我们看到出征的将士与故乡亲人依依惜别的浓情、深情与壮情，而在“雨雪霏霏”中则显示出“我”在亲历战争、对战争的否定性本质有了深刻体认之后的无限哀伤。王夫之曾评论道：“杨柳依依”是“以乐景写哀”，“雨雪霏霏”是“以哀景写乐”，收到“一倍增其哀乐”的艺术效果。这一评论实际上只对了前一半——在后文中，作者明言“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又何谈“哀景写乐”？ 在“莫知我哀”中，除了悲哀，还有一份巨大的孤独。诗歌在诗人的悲伤与孤独中结束，表明战争虽然结束，但它所造成的伤痛将永远不会结束，心灵的伤口将永远不会弥合，除非发生某种奇迹，类似于在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出现的奇迹：1805年，俄奥联军与拿破仑军队开战。在奥斯特里茨之战中，负伤的安德烈公爵躺在堆满尸体的战场上，绝望而无助。此时他仰望苍穹，一种生命的领悟不期而至： “在他的上边是高高的苍穹，虽然不是明净如洗，但仍然在那高不可测的天空上除了静静飘浮着的灰色云朵之外，更无其他纤尘。‘该多么宁静，多么平稳和壮严啊！和我刚才的奔跑大不一样。’安德烈公爵想道。‘和我们刚才的狂奔、叫喊、搏斗，全然不同。和刚才那些法国兵和炮兵们，像似互相生气似的，带着惊恐的表情，争夺着洗杆的光景，也不同啊。——这个飘浮在高高的、无限的天空的浮云，该多么不同。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去看天空呢？可我该多么幸运啊，居然看到了天空！对啦，除了这个无限的天空以外，一切都是虚无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除了这天空以外，是什么也没有的，什么也没有的。不过，就连这个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静寂和平安以外。真值得感谢呀！……’”（第一卷第三编） 境界革命池田大作评论道：“在置身战斗当中的时候，疯狂地进行互相残杀、互相伤害，可是由于某种偶然，一旦头脑清醒下来，便立刻为这些勾当感到厌恶和罪恶。”安德烈公爵看到了“无限的天空”，乃是其“境界革命的预兆”。（《我的人学》第三章第四节）安德烈的“幸运”乃是一种信仰的跃升；一个人倘无此种幸运，则不能承受死亡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