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骑桶者》新解

　　卡夫卡《骑桶者》新解正如有专家指出的那样，卡夫卡的小说在处理虚构与现实关系时，“主人公对幻想与真实边际的跨越是直截了当、不容分说的”，“他的故事从总体上说是荒诞的，夸张变形的”，这种小说在梦境与现实之间自由穿梭，在意旨的表达上往往充满了象征性、隐喻性、模糊性，犹如一张五光十色、变化无穷的拼图，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迄今为止，对卡夫卡《骑桶者》主旨的解读基本局限在“人与世界的不可通融性”“人的异化”等方面，即使有所争论，也是围绕这些方面来展开。笔者认为，小说《骑桶者》暗含着另一种尚未被评论家所注意到的意旨，即对于宗教的思考和讽喻。卡夫卡通过对生存现状和宗教拯救之间的思考，指出现代人在天空与大地之间已经成为无家可归的悬浮的“骑桶者”，全面揭示了现代人生存状况的残酷与绝望。一、对天空与宗教的讽喻《骑桶者》是以第一人称写作的小说，“我”在小说中主要是针对“借煤”一事表达所思所感，并与他人进行交流。但小说中也有不多的几句直接表述“我”对世界的观感的话语，集中指向宗教，值得留意。比如：“煤店老板虽说非常生气，但在十诫之一‘不可杀人’的光辉照耀下，也将不得不把一铲煤投进我的煤桶。”此处，将基督教中“摩西十诫”第六诫“不可杀人”搬出来，并形容为“光辉照耀”，似乎对宗教及其道德信仰颇有信心，认为煤店老板“不得不将一铲煤投进我的煤桶”。但后来的事实恰好相反，煤店老板不仅没有给我一铲煤，甚至连听都没听到“我”的哀告与恳求，没有怜悯、倾听的可能性。这一事实与“光辉照耀下”的宗教希望形成鲜明对比，有明显的反讽色彩。小说中还有一处关于宗教的反讽：“……钱我当然是要全数照付的，不过我不能马上付，不能马上。“不能马上”这两个词多么像钟声啊，它们和刚才听到的附近教堂尖塔上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又是怎样地使人产生了错觉啊！”“不能马上付，不能马上”，写的是“我”对煤店老板的恳求与呼吁，但这样一句话，偏偏与“刚才听到的附近教堂尖塔上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结果是店老板根本没有被“我”打动，甚至根本没有听到我的呼告，有明显的讽刺意味。教堂的钟声代表着基督教的神圣与神秘，代表着基督教对大地上人群的抚慰，但它竟然和“我”的呼告融为一体，变成了一种完全无效的行为，这是不是在讽刺宗教的失效与无效？而且偏偏和钟声融合的那句话是“不能马上。‘不能马上’这两个词多么像钟声啊” ，钟声所代表的是宗教给人提供彼岸的希望、天堂的希望，是遥远的，是“不能马上”实现的一种抚慰与希望，“是怎样地使人产生了错觉啊！”如果说基督教给人带来的是对于上天的希望，代表的是通向苍天和神灵的信仰，是对人最终获得拯救的信仰，那么，这种信仰在西方现代社会，已经开始瓦解和溃散。卡夫卡所钟爱的哲学家尼采有一句名言“上帝已经死了”，彼岸的抚慰与拯救已经不复存在。利奥·斯特劳斯在解释西方现代性时曾说：“什么是现代性的特性呢？按照一种相当通俗的说法，现代性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哲学家陈嘉映则指出：“西方的现代性进程展现为一种韦伯所刻画的‘祛魅’过程，即宗教世界观的逐渐瓦解与消除，世界摆脱了制度化的教会的控制和影响，逐步走向世俗化的过程。”卡夫卡所处的西方现代社会，失去了基督教对于人心和信仰的控制与维系，宗教成了让人产生“错觉”的钟声，“不能马上”实现也不可能实现的希望。宗教信仰是终极信仰，指向的是天空与神灵；宗教的瓦解，也就是“天空”的瓦解。加缪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反抗宗教统治的思想文化运动，称为“一次反对上天的漫长远征”，就是此意。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短短的《骑桶者》中为什么多次出现对于苍天的讽刺了：“天空成了一面银灰色的盾牌，挡住向苍天求助的人。”“天空”本身已是“银灰色的盾牌”，挡住了向它祷告与求助的人。在这样一个“煤全部烧光了；煤桶空了；煤铲也没有用了；火炉里透出寒气，灌得满屋冰凉”的严寒冷酷的大地之上，“天空”已是最终的希望，但它也破灭了，甚至它本身成了“盾牌”，在扼杀着希望！那么，大地上的希望何在呢？小说中有一句很讽刺的话：“煤店老板对我来说不啻是天空中的太阳。”但这个“太阳”显然是虚妄的，带来的只有更多的人世的寒冷。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我得弄些煤来烧；我可不能活活冻死；我的背后是冷酷的火炉，我的面前是同样冷酷的天空，因此我必须快马加鞭，在它们之间奔驰”。背后的“冷酷的火炉”，是现实的生存处境，代指严寒的大地；“同样冷酷的天空”，则代指宗教瓦解和破灭后的信仰与希望。“骑桶人”就是这样“快马加鞭，在它们之间奔驰”，奔向一个绝望的终点。小说结尾：“就这样，我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向上的飘升只会升向天空，为何却又到达了比大地更加严寒的“冰山”了呢？关于这一句，北大博士胡少卿分析道：小说最后一句视点的变化意味深长。小说的叙述人一直是“我”，都是从“我”的视角来写的，但在“ 我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的这一刻，小说的视点其实已经从“我”转化为地上人的视点。“我”每天都可以见到自己，不会永远消失，只有从地面人的视点来看，“我”才会永远消失。这个“永远消失”有点像赌气的孩子，而这个视点的转移似乎也可以看作是“我”彻底弃绝世界、与世界割断联系的暗示。笔者认为，卡夫卡在此处应是以“冰山”喻指“天空”，即前文写到的“同样冷酷的天空”；向上飘升所抵达的“天空”已经异化，骑桶者向上飘升所得到的不是蓝天、阳光和白云，而是与“天空”一样高远的“冰山”，它比缺煤的大地还要寒冷，彻底击碎了人的希望。可以说，由“天空”所代表的宗教信仰和终极的希望也是虚妄的，它本身就是绝望和寒冷的（即“冰山”）。这一描写，破除了人通过宗教信仰和其他哲学方式“逃向苍天”的可能性。在卡夫卡这里，人在天地之间的生存，是彻底绝望的。二、如何理解“骑桶”与“骑桶者”《骑桶者》一文中最有特点、最有想象力的描写，莫过于“骑桶”行为本身。关于“骑桶”的原因、目的以及卡夫卡为什么要写“骑桶”，专家们都提出了各自的解释，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种：一是认为“他选择飞翔这种方式是因为害怕失败，所以他飞着去，并且随时准备撤走”，认为“‘骑桶者’之所以‘骑桶’，是因为他的恐惧心理。‘我’害怕讨煤被拒绝，所以选择了‘骑桶’这样特殊的方式，如果被拒绝，就可以快速地离开”；二是认为“骑桶的第一目的是为了迅速去，而不是为了去了以后迅速离开”，“把空桶骑过去而不是提过去，也是为说服煤铺老板提供一个有力的证据”。表述虽然有所不同，但最终都指向了骑桶者所象征的“异化”问题。结合这篇小说对宗教和天空的讽喻，笔者认为：卡夫卡借助“骑桶”这一行为，象征性地描写了人在天空与大地之间的无可依归的绝境。“骑桶”行为本身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骑桶”是一种一无所有的状态，象征着匮乏与绝望。“我的煤桶已经空了，因此我可以骑着它来到这里”，大地是寒冷而严酷的，“我”早己没有了可以获取光和热的煤，我的“煤桶”中空空如也，很轻，因此我能骑着它飞翔。其二，“骑桶”是一种悬浮不定、无处可去的中间状态。“它以均匀的速度穿过冰凉的街道；我时常被升到二层楼那么高；但是我从未下降到齐房屋大门那么低”，骑桶者既不能脚踏大地，又不能飞上云空，只能悬在半空，无可依归。如果说大地象征着现实的生活与处境，天空象征着宗教与终极的信仰、希望，那么，骑桶人就是一个既不能回归现实的大地又不能皈依高远的天空的人。其三，“骑桶”是一种流浪不定、没有存在感的状态。“ 我的背后是冷酷的火炉，我的面前是同样冷酷的天空，因此我必须快马加鞭，在它们之间奔驰”，现实的处境让人绝望和逃离，但逃离之后的追寻与流浪是如此的漂浮无定，没有存在的根据：“我的煤桶虽然有着一匹良种坐骑所具有的一切优点；但它没有抵抗力；它太轻了；一条妇女的围裙就能把它从地上驱赶起来”，骑桶者被妇女用裙子随意一扇，便升向了“冰山”，“完全消失”，这种存在的状态是一种无根可据、无家可归的浮萍状态，象征着人的存在感的空虚、浮幻，人成了随风而逝的人。其四，“骑桶”本身是不现实的，与真实相背离的，荒诞的。人成了“骑桶者”，这一现象隐喻了人的存在的荒诞性。“小说就是通过一些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的思考”（米兰-昆德拉语），这句话道出了西方现代小说的某种重要创作倾向。“骑桶者”这一形象，表现了现代人无根无据、浮泛轻飘的存在感，表现了现实生活的荒诞和离奇，象征了在天地之间无可逃遁、无处可去、随风而逝的人的存在。三、在天地之间陷入绝境的人卡夫卡曾说：“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上则是：一切障碍在摧毁我。共同的是这个‘一切’。”如何理解这句话中的“一切”呢？笔者认为，它是指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和它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个“一切”既包括了现实的生活、大地之上的人的存在，也包括了卡夫卡对天空以及与天空相关的宗教信仰的思考。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摧毁我”，这就是卡夫卡对人的存在的思考与判断。现实总有其残酷的一面。对《骑桶者》的解读，无论是着眼于人的“异化”，还是探讨“人与世界的不可通融性”、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障碍、人的孤独无助，都只是着眼于现实人生，着眼于此岸的希望的可能性。这种解读揭示了卡夫卡对现实生活的绝望之评判。但是，《骑桶者》中更重要的视野是对天空以及天空背后所关联的宗教、彼岸之拯救的嘲讽与否定。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把握住卡夫卡在《骑桶者》中对“一切”的绝望。现实中的“煤桶”象征人的生存的温暖与希望，而它已经空了，现世已不适于人居。于是人只好带着空空如也的煤桶，悬浮在天地之间。然而更严峻与残酷的是，随着现代社会中宗教的瓦解与涣散，人无法通过信仰的力量、宗教的力量来维持生存的希望，通向天堂的路途已经关闭。在天地之间的“骑桶者”，既无法生存于大地之上，也无法“逃向天空”，获得最终的拯救。人在天地之间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生存之源、价值之根，无可依归，无处收容，连对彼岸的希望也破灭了，只能“ 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最终陷入了绝境。也许，比“人与世界的不通融性”更严峻的是，人与世界之间的相逆性。“我的背后是冷酷的火炉，我的面前是同样冷酷的天空”，“一切障碍在摧毁我”，世界本身成了对人的存在的否定与摧毁。通过《骑桶者》光怪陆离、如同噩梦般的描写，我们可以听到卡夫卡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里，发出的一声最凄凉、最彻底、最绝望的呼喊。（41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