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郑人有且买履者选文解读《庄子》的寓言是庄子及其弟子道家思想的具象化,《韩非子》的寓言是韩非子法家思想的具象化。第2则选文:“请许学者而行宛曼于先王,或者不宜今乎!”“请”通“情”,意思是诚、真实、真诚。“宛曼”犹“汗漫”,意思是渺茫广远。这句话意思是说,果真赞许那些读书人效法古代帝王那渺茫模糊的治国措施,或许不适宜于今天吧。在先秦诸子中,儒家、墨家以及老庄之徒都主张效法先王;荀子嘴里说的虽然是“法后王”,跟孟子的“法先王”对立,其实却是完全一致的。冯友兰说:“孟荀皆尊崇孔子,自其一方面言,亦皆拥护周制。荀子言法后王,孟子言法先王,其实一也。荀子所以以‘周道’为后王之法者……当春秋、战国之时,旧制度日即崩坏。当时贤哲有拥护旧制度者,有批评或反对旧制度者,有欲另立新制度,以替代旧制度者。此诸贤哲于发表其主张之时,一方面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一方面又各托为古贤圣之言以自重,庄子所谓重言是也。孔子拥护周制,故常言及文王、周公。墨子继起,自以为法夏而不法周,特抬出一较古之禹以压文王、周公。孟子继起,又抬出更古之尧舜以压禹。老庄之徒继起,则又抬出传说中尧舜以前之人物,以压尧舜。在孟子时,文王、周公尚可谓为先王,‘周道’尚可谓为‘先王之法’。至荀子时,则文王、周公只可谓后王,‘周道’只可谓后王之法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韩非子反对这种法先王的思潮,因为先王们治理天下的措施太渺茫广远了。“如是不能更也,……卜子妻写弊裤也”。韩非子认为,如果这样效法先王而不能改变,那就像下面说的卜子的妻子仿照破裤子把新裤子弄破一样(这是寓言中的故事部分,韩非子会在后面讲述)。“先王之言,有其所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韩非子认为,古代帝王的话,有针对的事情很小,而现在社会上却把它猜测得很重大的;有针对的事情很大,而现在社会上却把它猜测得很小的。所以,古代帝王的话现在不一定可以明白。这样瞎子摸象似的猜测,当然不可靠。“故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这句话意思是说,所以古代帝王留下的书就像下面说的郢人写的信,而后代的人多半像下面说的燕相解说郢人的信那样来做解说。郢书燕说是寓言的故事部分,韩非子在也会在下文讲述。“夫不适国事而谋先王,皆归取度者也。”这句话是指,不采取适合国事的措施而考虑取法古代帝王,都是下面说的不照着脚的大小来买鞋子,却回家去取尺码的人啊。“归取度”也是寓言的故事部分,韩非子会在下文讲述。这里反反复复,只是说效法先王是多么的荒谬。韩非子在后文当中一一讲述他提及的故事,来说明那些已经摆在前面的核心思想。这种结构方式是韩非子寓言的独创,通常被称为“经说体”。
“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裤。其妻问曰:‘今裤何如?’夫曰:‘象吾故裤。’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裤。”“郑县”是战国时候韩国地名,在今河南郑州。“为裤”就是做裤子。卜子让妻子做裤子。妻子问新裤子做成什么样子,卜子说就像我的旧裤子那样。于是卜子的妻子就把新裤子毁了,以便使它像卜子的旧裤子一样。韩非子的意思是说,拿先王治理天下的制度、方法来裁制当下的社会(按照一个久远的模式来裁制新的现实)是荒唐可笑的。但是他没有径直这样说出来了事,而是用卜子的妻子硬把新裤子弄破这一十分有趣的故事,生动、形象地显示道理,真是妙极了。“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郢人”就是郢地人,“郢”在春秋战国时尝为楚国都城。“遗”,致送。“相国”是古代官名,春秋战国时,除了楚国以外,各国都设相,称为相国、相邦或者丞相,为百官之长。“书”即信。一个郢地人要给燕国的相国写一封信,晚上写信,火烛不够明亮,于是就对拿火烛的人说:“举烛(把火烛举高一点)”。“云而过书‘举烛’。”这郢人嘴里说着“举烛”,就在信中错误地多写了“举烛”两个字。犯这样的错误,现在还很常见。“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本来“举烛(把烛火举高)”并不是郢人写的信的意思。可是燕国的相国接到信以后解释它说:“举烛”就是崇尚光明,崇尚光明就意味着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而任用他们。“燕相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这是说,燕国的相把“举贤而任之”这个意思告诉了燕王,燕王很高兴,就按照这意思去做,国家因此治理得很好。但治理得很好归治理得很好,燕相国的理解却并非郢人信的意思。“今世学者多似此类。”这句话冷冷地收束前面的内容:当今社会上的学者多数都像燕相解说郢人的信那样来解说古代帝王的话。那么所谓法先王,又如何能够真正地做到呢?“郑人买履”是一则人们熟知的寓言。韩非子用那个宁可相信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的郑人,把那些不关注眼下活生生的现实、不依据现实来决定治国措施的学者的荒谬,演示得有趣极了。第3则选文、A评价:为了崇高的目的就可以置骨肉亲情于不顾吗?乐羊的手段大大地违背了目的,丧失了人道,竟让人怀疑起他的人性来。“文革”期间为了“革命”很多人连亲人都陷害、残害,人伦道德丝毫不顾,要这样的“革命”干什么呢?故我们一定要警惕那些打着革命、国家、人道等漂亮旗号而实际上心地残忍、灭绝人性的衣冠禽兽。他们为一些骗人的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采取,就是他们的目的实现了,他们在人格上的失败也是注定的。B感遇·乐羊为魏将
这是《感遇》诗的第四首。诗人借两则对比鲜明的历史故事,夹叙夹议,借古讽今,抒发自己对时事的深沉感慨。感遇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麑翁。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作品鉴赏全诗质朴刚健,寄寓遥深。诗中写了两个历史人物:乐羊和秦西巴。乐羊是战国时魏国的将军,魏文侯命他率兵攻打中山国。乐羊的儿子在中山国,中山国君把其子杀死,煮成肉羹,派人送给乐羊。乐羊为了表示自己忠于魏国,就吃了一杯儿子的肉羹。魏文侯重赏了他的军功,但是觉得他心地残忍,因而并不重用他。秦西巴是中山国君的侍卫。中山君孟孙到野外去打猎,猎到一只小鹿,就交给秦西巴带回去。老母鹿一路跟着,悲鸣不止。秦西巴心中不忍,就把小鹿放走了。中山君认为秦西巴是个忠厚慈善的人,就任用他做太傅,教育王子。一个为了贪立军功,忍心吃儿子的肉羹。骨肉之情疏到如此,这样的人,对别人不可能有忠心。一个怜悯孤兽,私自将国君的猎物放生,却意外地提拔做王子的太傅。这样的人,对一只孤兽尚且有恻隐之心,他对国君肯定是能忠心到底的。陈子昂作这两首诗是有感而发的,当时武则天为了夺取政权,杀了许多唐朝的宗室,甚至杀了太子李宏、李贤、皇孙李重润。上行下效,满朝文武大臣为了效忠于武则天,作了许多自以为“大义灭亲”的残忍事。大臣崔宣礼犯了罪,武后想赦免他,而崔宣礼的外甥霍献可却坚决要求判处崔宣礼以死刑,头触殿阶流血,以表示他不私其亲。陈子昂对这种残忍奸伪的政治风气十分厌恶。但是又不能正面谴责,因而写了这首诗。这首诗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首咏史诗,实质上是一首针砭当时政治风气的讽谕诗。清代陈沆《诗比兴笺》说它“刺武后宠用酷吏淫刑以逞也”,是道出了诗人旨意的。[1]作者简介陈子昂
(659~700)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慷慨任侠。成年后始发愤攻读,关心国事。24岁时举进士,直言敢谏,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两次从军,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有较深的认识。后因父老解官回乡,父死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冤死狱中。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有《陈伯玉集》传世。第4则选文:“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郑武公想要讨伐胡国,故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国君,来使他心里欢乐。“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郑武公问群臣,哪个国家可以出兵攻打呢?大夫关其思很聪明,意识到胡国已经放松了对郑国的戒备,所以回答说胡国可以攻打。揣摩郑武公的意思,他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其实正等着这样一个回答。他需要这样的回答。而关其思对这一点却很懵懂。“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兄弟之国”,指有婚姻关系的亲密国家。郑武公勃然大怒,杀死了提议攻打胡国的大夫关其思,来进一步坚定胡国认为郑国亲近自己的感觉,使它完全放松警惕和防备。果然,“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认为郑国亲近自己),遂不备郑。”这正中郑武公的下怀,于是“郑人袭胡,取之”。这里说郑国攻取了胡国,恐怕只是攻取了它的部分领土。按照《左氏春秋》的记载,胡国于公元前495年才被楚国消灭。接着就是另一则故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宋国富人家的墙因为天下雨而坍塌了,他的儿子说要修好,不然一定会有小偷。邻居家的那位老人也这么说。“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宋国这一个富人没有及时把墙修好,夜晚果然丢失了很多的财物。有意思的是,丢了东西之后,这富人和他的家里人都认为他的儿子很聪明,却怀疑邻居家那位老人是小偷。韩非子讲关其思,讲宋国富人,究竟是要说什么意思呢?是要说郑武公阴险狡诈、宋国富人心理阴暗吗?不是,他赋予这两则故事的寓意,是警示关其思、邻人之父这样的聪明人:“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厚者”“薄者”,可以理解为重的、轻的。关其思、邻人之父说的都是恰当的,然而重的被杀了(指关其思),轻的遭受了怀疑(指邻人之父)。韩非子借此提出:并不是明白事理困难,明白事理后正确处置才是困难的。用这两个人的遭遇来说明这样一个主旨,同样很奇妙。
《庄子》的寓言多神奇浪漫的想象,《韩非子》的寓言则有贴近现实的特色。相比之下,《韩非子》寓言的取材平而不奇,实而不玄,很少以拟人化的动物或者神异色彩浓厚的神话传说为题材,也很少有虚幻的想象和神乎其神的奇异描绘。它往往以较为平实可靠的历史事迹或现实生活为题材,并且写得具体踏实。宋之耕者守株待兔、卜子的妻子弄破新裤子使它像旧裤子、楚国郢地人写错了信而燕国的相国错解了信、郑国人买鞋子宁可相信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卫国人嫁女儿时教女儿多积攒私房钱、关其思向郑武公建言攻打胡国、宋国富人的邻居说了一句话(其实跟富人的儿子说的一样)而遭受怀疑等等,尽管可能有一点夸张的成分,但是基本上都有很浓厚的生活气息。《韩非子》的寓言紧紧围绕着论证、阐述法家主张和理论这一创作宗旨,旨意纯粹单一,透辟明澈。其描写则大胆泼辣,坦率乃至露骨。比如卫人在女儿出嫁时教女儿多攒私房钱,女儿最终被休弃回家,他不仅不为女儿的下场悲哀,反而为女儿带回来的财物很多而沾沾自喜,觉得自己聪明绝顶。这里的讲述就很坦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