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 》ppt课件

第二章語言與文化王志弘摘要反思多元文化課程1 本章摘要語言是文化和思想的核心，是認識世界與自我的框架，是分類的基本架構，還是構成社會秩序和文化表現的基礎。我們生活在語言之中，透過語言表情達意，與人溝通互動。語言也因為人類的使用而不斷變化。語言隨著人類社會既有的界線而分化，語言本身也構成了這些界線。專業術語行話、族群語言腔調、青少年流行用語，乃至於手語，都構成了不同的語言次文化，表現了社會群體之間的界分、重疊，以及不均等的關係。2 本章摘要語言承載和表達了權力，權力關係透過語言來運作，例如命名就界定了自我認同、身分定位和人際秩序關係。不同的語言也有高低位階之分，尤見於國族主義支持下的「標準國語」，享有全球語言地位的英語，以及主流群體的語言規範。不同次文化和弱勢群體的語言，依然會在主流語言霸權下，不斷滋長繁生，形成自我認同的基礎和文化對抗的基地。這彰顯了語言並非單純反映現實的透明工具，而是積極塑造了我們生存其中的現實及自我認識。語言是個權力運作的政治場域。3 語言是橋，還是牆？對語言的思考，起源於對語言的不滿。我們有太多時候找不到恰當的語言來說自己的感受，也有太多時候反而因為語言而造成溝通的斷裂。語言並不是保證暢通無阻的橋，它經常反而是一道牆，將人彼此驅逐與關閉（南方朔，1998:3）。4 生活裡的多語並存「國語」、英語、客家話、閩南語（河洛話）和台灣原住民各族語言的同時存在；不同世代的用語（如青少年流行語、兒語）不同專業領域和行業的術語（如數學、醫學、法律、美容美髮等）不同次文化團體的溝通符號（黑道行話、聾啞人士的手語）不同場合的用語及相應的身形姿態（例如敬語、節慶儀式的吉祥話、俗語、髒話）。語言有眾多類型，彼此重疊穿越。我們從某個語言體系跨越到另一個體系時，可能因為精通國台語而毫無所覺，或者，立即碰觸到天文物理術語難以跨越的障礙，又或者因為脫口而出的話不符場合而感到尷尬。5 多元語言與多樣存在多樣繁複語言的善用和誤用、理解和誤解、溝通和阻礙，構成了我們身為社會一份子的基本狀態語言是社會得以存在的重要條件。不同的語言體系和運用，意味了社會裡存在著不同的群體、場合、知識領域等，亦即各式各樣的差異、邊界和範圍，使得我們的社會與文化繁複多彩，卻也充滿了緊張。6 語言、文化與認知社會無法不仰仗某種符號系統而存在，口語和文字是其中影響最深遠的代表；文明和文化，依靠語言文字而得以保存傳遞，語言「是歷史記憶的倉庫，我們的文化習慣和思惟邏輯，都以一種不明言的方式沉澱在其中，因而也就保障了最低限度溝通理解的可能」（南方朔，1998:4）。我們誕生到這個世界上時，已經存在著各種語言系統，等著我們逐漸學會如何使用；更甚者，我們透過語言來認識世界，也認識自己，藉此養成了特定的思考和認知模式。7 語言與認識架構語言是文化和思想的核心，是認識世界與自我的框架，是分類的基本架構。無論是置身同一個語言系統，或是跨越了不同語言的邊界，我們遭遇到的既是溝通的橋樑，也是框限我們思維方式和人際關係的牆。8 語言、命名與權力語言是我們思維和認識的核心，是存在的基本狀態，是社會關係的橋與牆，也附帶了價值評斷和權力運作。比如說，命名是語言的基本功能，我們藉由替事物和自身命名，而得以理解世界、相互溝通。命名的方式便帶有評價和期望，反映特定文化的痕跡。9 語言、命名與權力名稱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名稱是被命名者在語言系統裡存在的依據（或證據），是其主體性（subjectivity）或社會位置的確認。語言是我們認識世界和自我的憑依，是我們的基本存在條件，是與人溝通和從事各種社會活動時的工具。如果未被命名（不只是指正式名稱，也可能是暫代的名稱，例如暫時以「寶寶」稱呼尚未命名的嬰兒），便無法指稱，難以溝通，甚至可以說「不存在」。語言和社會存在的關係如此密切，以致如果未曾進入語言、沒有名稱，就形同不存在。10 命名、主體位置和社會關係如果被指稱為「學生」，便標明了在教育體系或學校這個特殊場合、空間和社會關係裡的存在，相應於「教師」和其他學生、職員等等，擁有可能是不均等的社會地位（通常教師擁有較大的權威），以及特殊的互動方式（例如聽從教師的指示）和角色期望（用功讀書）。命名是我們以特殊身分進入語言符號系統，從而擁有特殊主體位置的方式，並藉此和其他人互動、抱持特定的期待和價值觀11 語言是權力爭奪的場域語言和權力的關係，不僅表現在命名與名稱上，還涉及其他方面。譬如我們說話的時候，某些語句就是表達命令（「立正！」）、意願（「我想回家」），或直接具有法定效力（「我宣布你們結為夫妻」），便表現或發動了權力關係。關鍵在於誰能使用這些語句，在什麼場合使用。以及接收者是否聽懂或誤解，並且服從或抗拒，這裡便開啟了語言作為權力角逐場域的向度。語言是橋也是牆，是我們的思想憑藉、認識架構和主體狀態，也是權力爭奪的場域。12 從「國語」到母語：國族與族群建構的語言戰場語言經常成為族群或國族認同的目標和工具，也在多族群文化的爭鬥中成為權力交鋒的場域，掌握優勢者傾向於貶抑和壓制弱勢者的語言，因為語言正是身分認同和文化延續的主軸和內涵。「國族語言」是社會人工打造出來的，而非自然生成的事物；標準國語是隨著國族國家（nation-state）的興起，並在官方的政策、機構、制度等各種作為中構築出來的。13 國語運動威權時代的台灣語言政策，在大中國意識形態下獨尊國語，使得能說流利國語的族群，擁有了文化表現的正當性和支配性，以及特定的工作機會（例如新聞播報記者）。不過，語言政策所導致的不同語言的高低位階和爭執，並非國府威權時代獨有。往前追溯到日據時期，也有「國語運動」，只是這回的國語是指日語。14 羅馬拼音與母語教學15 語言混雜與語言弱勢者無論是獨尊國語，或目前推行「母語」，實際日常生活裡都是各種語言混合使用，以及語言間彼此影響混雜的情形日益明顯。在多族群、多文化的台灣，語言的使用從來就不是「純淨分明」，也不會和本來就可疑的族群界線完全吻合。在「國語」和以閩南語為主流的「母語」間的折衝裡，還有更弱勢的族群，面對了較嚴重的語言和文化困境，如客家族群和原住民各族語言流失的困局，以及這所造成的認同危機。主要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在他們融入台灣的過程裡，也經歷了本身語言和文化表現的壓抑與遺失。16 英語霸權？語言的全球化與在地化英語的擴展普及，以及美語取而代之的趨勢，跟大英帝國挾其海權力量和工業革命促動的經濟優勢，不斷從事殖民擴張，以及美國在廿世紀接續英國的全球霸權地位，有直接關聯。英語霸權不僅展現於世界各國必須以之為溝通往來的共同工具，還牽涉了語言地位的價值評斷。換言之，如同台灣過去能說標準國語有如高人一等，英語聽說讀寫的能力也意味了成功和文化優越性。17 英語的在地化我們也見到了英語的在地化（localization）變異，亦即各地英語都有因為在獨特生活環境裡運用而產生的變化。英國、美國和澳洲英語的差別，美國各地口音腔調的差異，乃至於美國黑人和拉丁裔特有的用詞和語法，還有各處英美前殖民地混合了當地語言和風俗的英語（洋涇濱英語，pidginEnglish），都顯示英語的國際化和全球化，同時伴隨了無法遏止的在地化，很難有定於一尊的標準英語可言。在台灣我們也可以發展出所謂的「台灣英語」，只要能和世界各地人民溝通即可，不必非得學會英國人（倫敦？英格蘭？）或美國（東岸？加州？）人的「標準」腔調。18 語言次文化：新世代流行用語和手語青少年的流行用語，特別能夠展現新世代語言在使用過程中的變化和混雜情形。如表2.2所示，這些經常是透過同儕互動、媒體（尤其是綜藝節目）傳播，以及消費文化而流行的用語，展現了閩南語、英語和日語的混種，青少年偏愛的戲謔、不按牌理出牌風格，以及新技術（例如呼叫器和網路）介入造成的影響。參見表2.219 網路溝通符號網路日漸成為重要的人際溝通工具，也應運而生新的溝通符號。在台灣，格外值得注意的是圖像符號（以鍵盤符號拼出人臉表情，參見表2.3），以及「注音文」（以國語注音符號拼字，但常省去韻母和四聲）的發展。表情符號彌補了網路溝通所缺乏的面孔表情傳達的情感，注音文則源自網路即時溝通所需要的速度考量，以及久而久之形成的新世代自我辨識風格（從語尾問句或助詞的簡省，演變為全篇注音文）。網路表情符號普遍受到歡迎，甚至成為某些網站設定好的選項，可以按取選用，不必自行輸入。注音文卻命運曲折，有不少BBS站和聊天區設下規範，禁用注音文，視之為無法理解、幼稚搞怪。20 手語在聽覺至上的社會裡，一般聽人很難理解聾人的生活世界，聾人也缺乏資源來應對這個聽覺優先的環境，因而淪為弱勢族群，成為被排擠及污名化的對象（例如媒體經常報導聾啞人士偷竊，形成刻板印象），或是成為發揮聽人自以為是的愛心的對象。聽人學習手語，不僅經常只是用來娛樂表演，而非與聾人溝通，甚且脫離聾人實際使用的手語（注重情境和脈絡，以及表情姿勢的配合），而形成直接翻譯文字、一字一手勢的文法手語。21 從反映論、建構論，到語言政治所謂的「反映」論，是指我們經常認為語言直接映現了外在現實的事物，以及內心的思想和情感；語言是個透明的媒介或工具，讓我們得以表情達意，指稱事物，本身卻不會影響現實。但語言並非中立的透明媒介，而會深刻影響我們的所思所聞，糾葛於社會權力關係之中。語言本身是個積極的力量，話如何說，會影響我們對外在現實的認識，以及我們對內心思想和情感的詮釋方式，甚而影響了我們如何看待自己，認為自己是個甚麼樣的人：語言有建構「現實」和「身分」的力量。22 結構主義的語言觀結構主義的認識論，主張語言自成一個自主的系統，而非反映外在客觀現實的次級描述。甚至，語言結構本身便是社會和人類現實得以存在的條件；所以，「是話在說人，而非人在說話」，如此便取消了人類主體的能動性，而使得人類和對現實的認識，都成為語言的建構產物。這種觀點引起許多爭論，焦點便在於語言是否真有如此自主的建構能力，以及人類能動性是否如此輕易就消亡不見。23 語言和再現政治比較穩當的說法或許是：語言並非反映現實的透明中介，但也非獨立自存的因果結構，而是在特定歷史和社會條件下，於不同人群的互動使用中不斷轉化變異，發揮塑造我們對現實和自我之認識的效果，同時捲入了人類社會的權力運作和衝突之中。語言是個政治場域，啟動了複雜的再現政治。24 延伸閱讀書目江士林（1997）〈將宰制「自然」化：從跨文化比較與歷史觀照的角度論語言及其他建制的「國族」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8:79-120。李惠敏（2002）《從洋鬼子到外勞：國族、性∕別與華語文教學》，台北：巨流。孫大川（2000）《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台北：聯合文學。黃宣範（1995）《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文鶴。南方朔（1998）《語言是我們的居所》，台北：大田。南方朔（1999）《語言是我們的星圖》，台北：大田。南方朔（2000）《語言是我們的海洋》，台北：大田。南方朔（2001）《在語言的天空下》，台北：大田。傅大為（1993）〈百朗森林裡的文字獵人：試讀台灣原住民的漢文書寫〉，《當代》83:28-49。Crystal,David(2000)《英語帝國》（鄭佳美譯），台北：貓頭鷹。Crystal,David(2001)《語言的死亡》（周蔚譯），台北：貓頭鷹。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