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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课 清新典雅的皖南古村落
桃花源里人家──西递
1．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的价值
西递、宏村这两个传统的古村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那些在上个世纪已经消失或改变了的乡村的面貌。其街道的风格、古建筑和装饰物，以及供水系统、完备的民居，都是非常独特的文化遗存。西递、宏村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是特色传统建筑的典型作品，是人和自然结合的光辉典范。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
【解读】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认为皖南古村落“街道的风格、古建筑和装饰物，以及供水系统、完备的民居，都是非常独特的文化遗存”，它们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是特色传统建筑的典型作品，是人和自然结合的光辉典范”。这个评价，极为概括地点出了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的突出价值之所在。
2．徽商
〔材料一〕明清时期，徽商作为一支重要商帮，活跃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贾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明代万历时人谢肇在《五杂俎》中曾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是徽州的古名，山右为山西的别称。谢氏将徽商与晋商称为商界两大劲旅，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所谓徽商，是指明清时期徽州府籍的商帮集团。明清时期的徽州府下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六个县。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但形成一个商帮集团，则在明成化、弘治年间①。明嘉靖②以后直至清朝的乾隆、嘉庆时期③，徽商达于极盛。清末，随着封建社会步入穷途末路，徽商也走向衰落；其间虽亦出现过个别令人刮目的“红顶商人”，但就整体而言，徽商已不能挽回其“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了。
──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第440页
〔材料二〕徽州古建的称绝于天下，古村落的繁盛，与明清时期徽州的纵横四海有关。徽州向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生存环境的逼仄，大批中原士民的涌入，尤其是南宋建都临安之后，徽州的人口陡增，据统计，南宋时人口约五十万人，元代增至八十二万。生存空间的狭窄加上人口的不断递增，生计便成为最为突出的矛盾，徽州士民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寄命于商”，外出谋生。明代徽人汪道昆在《太函集》中引一徽州村妇之口直言道：“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清末进士、歙县人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进一步指出：“盖新安居万山，土少人稠，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徽州人的经商历史始于东晋，兴于明清，从最初的零散四出经营到明代发展起闻名海内渐至“无徽不成镇”的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为徽州又赢得了“商贾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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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赞誉。在明清的几百年间，徽州商帮的活动范围“几遍禹内”，所谓“山陬海涯无所不至”，甚至远涉外洋，经商异国。此时的徽州商帮已具有了雄厚的资本，在盐、典、茶、木等行业中已形成了垄断。徽商中上贾，已“藏镪百万”，中贾亦四五十万，连下贾也达二三十万。以宗族为聚落的徽州宗法社会，渗入徽州人的物质和精神社会之中，连徽商也无一例外地“贾而好儒”、“咸近士风”。对于徽商资本的利用，一方面在家乡修建书院宗祠，一方面用以购置土地和建筑宅院。这样既达到了光宗耀祖，又达到了光大门楣、奖掖后学的目的。
──王星明、罗刚《徽州古村落》，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4页
【解读】徽州的古村落，在明代以前，虽有青山环抱、绿水长流，但村民稀少，房屋简陋，没有什么突出的特色。只有到15至19世纪，随着徽商的崛起，徽州的村落才大兴土木，涌现大批豪宅，并将江南建筑艺术的精华与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紧密而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风格。
【注释】①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②嘉靖：1522—1566年。③乾隆：1736—1795年；嘉庆：1796—1820年。
3．徽州古村落及民居的建筑选址
在村落及民居的建筑选址和布局上，徽州古村落具有依山傍水、随坡就势的特点，即利用天然的地理形势进行规划设计，通过适量采用花墙、漏窗、楼阁、天井等建筑手法，沟通内外的空间，以使建筑群落达成与自然环境的巧妙结合。由于徽州地处皖南低山丘陵地带，为群山环绕，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岩谷数倍于土田，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因此，徽州的古村落极富山水意境，宛如一幅幅凝固的山水国画与一曲民族乐音。概言之，既有山之静谧，又有水之灵动之美。徽州植根于民间的宗法观念和意识，深刻地影响到古村落的选址和格局。明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徽州风俗“泯于阴阳，拘忌废事，且昵鬼神，重费无所惮”。清代徽州名士赵吉士亦认为“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就选址而言，古代徽州几乎无村不卜，卜居成为村落选址的传统做法。风水择地基于两大要素，即物质环境和精神象征两个方面。前者关系到村落具体形态的发展以及总体环境的利弊条件，后者关系到村落及宗族、家族的兴衰。民俗认为：“山厚人肥，山清人秀，山驻人宁。”所以，山之厚、清、驻就成为理想的村落及民居的选址标准。在徽州人风水观念中，村落的总体环境，应是前有朝山，后倚来龙山，所谓的狮象或龟蛇两山把守水口，溪河似金带环抱。徽州流传有一首风水民谣云：“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明堂宽大斯为福，水口收藏积万金。关煞二方无障碍，光明正大旺门庭。”从这首民谣中可见，徽人在村落的选址上，还十分注重对水的需求和防范。“所谓水者，取其势之高燥，无使水近，亲肤而已，若水势屈曲而又环向之，又其第二义也。”
──王星明、罗刚《徽州古村落》，第15—18页
【解读】徽州古村落的选址及民居的择基，既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又受到堪舆学说（俗称风水学说）的影响。徽州的丘陵低山和溪流遍布，为择基选址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和余地，背山面水成为徽州古村落的最基本格局，这使村落极富山水之美。而在朝向、环境、布局及群体整合等方面，又受到堪舆学说的影响，其中既含有迷信的因素，又有某些从实践经验之中总结出来的科学因素。如王充在《论衡》中说：“商家门不宜南向”，因为在“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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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中，“商”属金，南方属火，火克金，故商家的大门不宜向南开。徽州多经商之人，当地民宅的大门一般就都是朝向东、西、北三个方向，个别住宅因受地基的限制，不得不朝向南面时，也要设法偏开斜向，避开正南方向，这纯粹是一种迷信。又如有关水口的问题，风水先生认为水即财富之气，留住了水就是留住了财气。清代的堪舆著作《入地眼图说》卷七《水口》说：“入山寻水口，……凡水来处谓之天门（乾位），若来不见源谓之天门开，水去处谓之地户（巽位），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夫水本主财，门开则财来，户闭财用之不竭。”清代另一堪舆著作《地理大全·山结全书》亦云：“源宜朝抱有情，不宜直射关闭；去口宜关闭紧密，最怕直去无收。”因此，徽州古村落都建有水口，其落水口处（水去处），通常都要建桥作为“关锁”，桥旁建有亭、堤、坝、塘、村，并广植树木，作为镇物，以便留住财气。所谓留住财气之说，自然是种迷信，但水口的建设，使山与水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这对于优化生态环境、提供生活、生产用水方便等，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4．徽州古民居的布局特点
徽州古民居建筑始于巢居时代，经历史演变至明清方才基本定型，并且按徽州人文观念、自然地理及风俗习惯、技艺水平等，形成了较完美的建筑艺术和风格。呈现出布局简洁、造型古朴、雕饰精致的独特韵味。徽州古民居建筑均为砖木结构式楼房，整体素雅、端庄，传统的双披屋顶半掩半露，隐于重重叠叠的山墙背后；山墙具有防火的功能，故又称为“防火墙”。为了避免结构线条上的单调，防火墙的造型丰富多样，或作阶梯式，或作弓形、云形，舒展自如，别具一格。另外对墙头也作了艺术化的处理，形成翘首长空的马头墙式，并饰以卷草如意类的纹饰。登远处眺望，高低起伏的马头墙在建筑群落中参差错落，鳞次栉比，加之蝶状青黛小瓦叠伏而成的山脊，配以粉墙绰绰，在青山、绿水、蓝天下交相辉映，宁静安谧。
徽州民居的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面阔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室，厅堂前方称天井，采光通风；院落相套，造就出纵深自足型家族的生存空间。整个民宅以天井为中心，徽州民居的天井营造有“四水归堂”之说，即言四方之财如屋檐的流水一般，源源不断地集中到宅院中来。天井的设置无形中将天人合一的观念引入其中，天井使入住者可以足不出户地把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一览无余，而且，从徽州人以营商为“第一等生业”的传统观念出发，喻义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宅院中依据天井的位置及布局的形状，可以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凹型、口型、H型和曰型。凹型，俗称三间式，一般为一明间两暗间，天井两侧各建有廊房，为一进两层的楼房，楼梯设在明间背后或是廊房的任何一侧，楼下明间做客厅，左右暗间为厢房。口型，多为三间两进的楼房，其实就是两座三间式的凹型住宅相向的组合，楼下前一进的明间为正间，两旁为卧室，后一进的明间做客厅；前后两进中间各有一天井。H型，同样由两座凹型住宅的组合，与口型不同的是相背组合、前后各有一天井，两旁有廊房，中间为正屋。曰型，也是三间两进，头一进与第一进之间，第二进与第三进之间各有一天井，各进之间两边均有廊房相连。
徽州古村落的营建，无论大小聚落，因是聚族而居，所以均以宗祠为中心，环围此中心营建民宅、园林、牌坊等。在宗祠位置的选择上，特别注重风水，一般依据《宅谱指要》所载，选择“坐下龙脉，有形势，有堂局，有上砂，有结构，有明堂，有水口”等诸要素的综合吉地。于是，宗祠在徽州古村落中的位置都是最佳地段，可谓占尽好山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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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村落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将浓郁的徽州文化与园林情调综合起来，这是纯粹的农业聚落所没有的，也正是徽商文化的产物。明清学人评价徽商，称其为亦贾亦儒，贾而好儒，咸近士风。作为活跃于明清之际的十大商帮之首，徽商已具有了雄厚的资本，这使得他们在家乡营建宏宇丽宅、园林台榭成为了可能。徽州一府六县的方志中，常会对徽商巨贾的资本投向有如下记载：在家乡修祠堂、建园第，重楼宏丽。
──王星明、罗刚《徽州古村落》，第20—25页
【解读】皖南古村落民居与平遥古城民居，都是典型的汉族传统民居，因而都遵循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礼制，具有明显的中轴线，左右对称，长幼有别，尊卑有序；而徽商与晋商又都具有雄厚的财力，故民宅装饰豪华，又多建有精美的园林，把民宅与园林结合在一起。这是其共同点。但两者又存在很大的区别，皖南地处江南农村，多山多水又多雨，故民宅都有天井，建筑小巧精致，且聚族而居，村中都建有祠堂、牌坊；平遥为地处黄河流域的北方城镇，既无山水可以借形，又干旱少雨，因此宅中便不建天井，房屋高大坚固，呈四合院的封闭形态，而且城中是杂姓而居，故而又少有祠堂、牌坊之类的建筑。
5．西递的街巷与古民居建筑
整个村落以敬爱堂为中心布局设计，前后两条溪流，成弧形绕着敬爱堂而过，曲折萦回、有条不紊地衬托着上村下村，缓缓地流经家家户户的门前。西递街巷中的建筑平面，多为前店后库、前铺后户的格局，门面多数单开，形成店铺小型多样的特色。据记载，西递明清鼎盛时，约有99条巷弄，九十多眼水井，店铺毗邻、车水马龙，好一派微缩的“清明上河图”中景象。
西递的古民居建筑，大多以内向方形，围绕以长方形天井的合院为基本单元的木构架封闭式砖墙围护建筑，有三间、前后三间、廊步三间、四舍、五间的二楼或三楼结构。其内部布局以及装饰则各具匠心，石、砖、木雕艺术更是巧夺天工、琳琅满目。门场、门罩、漏窗的砖、石雕各具神态，无一雷同；窗槛、裙板、阳裙、栏板、窗扇、网格、梁垫、斜撑以至木柱、栏杆的木雕，无不精雕细刻，形态各异，尤以浮雕、透雕技巧更为精湛。
西递古民居，一般都有前门后门。后门连便厅或厨房，前门通正厅，又分为大门和正门，由大门进入墙院，再由正门进正厅堂。大门外向左右侧壁均呈八字形，并筑有门楼，所以称为“八字门楼”。大门置以浑厚、稳重的青石门坊，左右两侧壁墙用水磨青砖砌成，白灰压缝，线条明快清晰，讲究的宦官富商人家，侧壁也由青石筑成，显得庄重、富丽。门楼上层是砖砌瓦覆的雨檐，层层挑出，两角翘起。顶端为特制的雕花瓦当和滴水，形成一排整齐的雁齿。此处是徽派砖雕大显身手之处，八字门墙上端所置的砖雕，多为山水花卉、鸟兽人物、戏文传说等图案，与门楼上的各式图案相互映衬，美仑美奂。大门一般漆成黑色，上配以黄铜或铁制的门环。远远望去，白墙之间的青砖青瓦，加之以宽厚的石门坊和黑色的大门，形成一完美的徽派建筑整体；从色调、形体看，均极为端庄稳重。
楼厅因以“穿斗式”木构架承重，多为两层，偶而为三层，俗称“重屋”。楼上楼下平面布局，虽大多重复对称，却使人感觉楼上厅比楼下厅更为宽敞，这也是徽州工匠们在民居结构空间艺术上的独具匠心之处。为使人们在楼上活动方便，楼层采用了“跑马楼”形式，上厅与下厅、前厅与后厅以回廊阁道穿通，以此“穿堂过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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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来增大空间。为了避风雨，在天井四周采用挑头梁，向天井内延伸二尺左右，挑梁上立多边棱形柱，支撑屋沿游沿木，这样又加宽了阁道的宽度。厅上方不用“天花板”夹层，而是顺其屋面空间让梁枋外露，这样，虽楼上高度比楼下要低，却因楼上接近天井空间，而无闭塞之感。连廊的做法，多以“暖廊”形式，靠天井一面有隔扇，冬天可以避风保暖，夏季可四窗洞开，凉风阵阵。也有作成“半廊”的，在柱间设半截栏杆，另一边是墙垣，形成虚实空，使之相映成趣。天井一圈，饰以雕花栏板，楼板上部装置有精巧玲珑的鹅颈扶手飞来椅，这就是人们俗称的“美人靠”。沿天井四周沿开处，梁枋与柱之间置有花楣、柱落，垂头、柱头，整个天井空间形似一只花篮，人们雅称其为“花篮厅”，其间的木雕艺术令人目不暇接。
西递古民居的正门至天井的空间部位称为“门厅”，它是整套住宅的主体部分，也是民居平面布局上给人以第一印象的建筑艺术空间。由正门、屏风、天井等有机地组合而成，是作为迎送宾客止步之阶，古时迎送宾客到此，便可上轿乘马，所以又称为“轿厅”。古徽州人文鼎昌，无论经商还是为官，均或贾而近儒，或儒雅十足，故不愿直露其室内的活动，在门厅处置一屏风，即“中门”，外人路经门前，不能一眼望穿厅内的陈设及秘事。屏风还起到门厅空间方向的引导功用，使这一部分的空间意识“独立”起来，将门厅空间划分成两个领域来满足不同的需要。如遇一般客人至此，只能从屏风两侧“耳门”出入；而对待贵宾，则大开中门，礼遇有加。有的门厅两边还设有厢房，又称“耳房”，其空间较小，在天井一面都不设门，采取小中求大的建筑手法，与天井融会贯通，这样一来，可将天井作为门厅的补充，又使天井在空间上有所扩大。这大概也是徽州民居占地狭窄所“逼”出来的一种艺术创造。
明清时代的西递古村落，几乎家家都布设有庭园，在充满诗情画意即步可吟的庭园胜景中，通过园墙景洞，花窗透隔，厅堂连廊等，使之相辅相成，彼此依托，形成“门外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的“天人合一”的格局。根据西递石板曲径、巷院幽深、屋舍密集的特点，庭园的设计者们便因意立筑，借助群体的作用，扩大自身的存在，融个体于群体之中。各家的庭园有的虽是两户，却以院墙相连，有的虽仅一巷之隔，却以漏窗相望，采用“邻借”的手法，引庭外风光于庭中，形成“桃花似火喷墙外，翠绿竹荫借东家”的互生景观。除了采用“邻借”外，还采取“远借”、“仰借”、“因时而借”等手法，在有限的空间下，展示无穷的景致。
──王星明、罗刚《徽州古村落》，第83—88页
【解读】西递的古民居集中体现了徽州建筑艺术和建筑风格，在布局形式、建筑艺术手法等方面都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平面虽方整却不呆板，紧凑而不显局促，空间格局统一而又灵活变化。民居庭院巧妙运用造园手法，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利用漏窗、门洞、隔扇、建筑、花木等划分与组合空间，创造出通透疏朗、层次错落、隐蔽迷离的意境，成为徽派建筑艺术的典范。
6．胡文光刺史牌坊
〔材料一〕西递村头的三间青石牌坊建于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四柱五楼，峥嵘巍峨，结构精巧，是胡氏家族地位显赫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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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中华文化信息网、浙江摄影出版社编：《中国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浙江摄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材料二〕走近西递，远远就可望见矗立于村口的一座高大威耸的石质牌坊，这就是乡亲们俗称为“西递牌楼”的“胡文光①刺史牌坊”。历史上曾在西递村头留下过13座牌坊，历经数百年风霜雪雨、兵燹及祸乱之后，仅剩下了这座工艺最精美、气势最雄伟的“胡文光刺史牌坊”了。它好比是西递这艘古老“旱船”的高大桅杆，挺立于“船”头，见证着西递的昔日繁华，诉说着数百年间在此地上演过的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王星明、罗刚《徽州古村落》，第88页
【解读】古民居、古祠堂和古牌坊，是徽派古建筑的“三绝”。西递的胡文光刺史牌坊，是古牌坊的代表作之一。
【注释】①胡文光：安徽徽州黟县西递人，登嘉靖乙卯科进士，先任江西万载县知县，后升胶州刺史，再迁为荆王府长史，授从四品朝列大夫。因政绩显著，特恩准在其家乡建牌坊，以示表彰。
7．敬爱堂
西递的中央处建有胡氏族祠“敬爱堂”，这是一座建于明代的砖木徽派古建筑，体量达一千八百多平方米。这里原为壬派胡氏十四祖仕亨公的住宅，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后毁于火，明末重建，清初落成。因仕亨公子孙繁衍，渐趋昌盛，西递胡氏多属其后裔，故在旧宅基上加以护建，成了胡氏的族祠──敬爱堂。取“敬爱”为初名，喻义为启示后人须敬老爱幼，标示族人应互敬互爱。敬爱堂落成后，一直是族人商议大事之所，凡族中有婚嫁喜庆之事，均在此祠举行仪式，而对于族中不肖子孙的罚责，也是在此祠中举行家法的。敬爱堂结构粗犷古朴，宏伟庄严，步入中门后，为祭祀大厅，大厅分为上庭和下庭，开有大型“四水归堂”的天井，左右分设东西两庑，配以高达6米、挺拔气派的“黟县青”大理石方柱。上庭的后面为楼式建筑的供奉厅，是供奉列祖列宗神位的所在。敬爱堂20世纪90年代经重新修葺后，现已辟为民俗博物馆。东西两庑梁檩间悬挂有4块金字匾额，上面分别书有“天恩重沐”、“上国琳琅”、“四世承思”和“盛朝英俊”，这些旧物，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胡氏宗族昔日的荣耀和显赫。
──王星明、罗刚《徽州古村落》，第82—83页
【解读】徽州古村落都是以血缘关系发展起来的宗族村落，宗族祠堂往往就成为村落的中心。西递古村落就以胡氏族祠敬爱堂为中心进行布局设计的。古祠堂就成为徽派古建筑的“三绝”之一。
8．履福堂
在西递众多古民居中，名气最大的莫过于位于“司城第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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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履福堂了。这是一幢建于清康熙年间的古宅，自改革开放以来，上至国家首脑，下至普通游客，到过西递的，必到履福堂内浏览参观一番。该宅的主人是胡积堂，他是一位著名的书画收藏家，《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载有传略，胡氏《五世传知录》载，胡积堂收藏有宋元至清的书画精品数以千计，有不少至今仍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履福堂为一前后背向三间三楼结构的古民居，高大宽敞，古朴典雅。前厅大堂上，悬有一幅大幅的“松鹤延年”中堂画轴，上方高悬斗大的“履福堂”大字楷书，两侧有两对泥金木制的楹联，分别题有“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的古训。太师壁前的长条案上摆设有瓷帽筒、自鸣钟和“东瓶（平）西镜（静）”，显得庄重大方。其中“东瓶西镜”的设计，是徽州人一种心态的反映，希望家人外出经商为官平平安安，风平浪静。后三进为倒三间建筑，太师壁与前厅太师壁紧靠，天井中砌有一米多高的青石鱼池，池水既可起到防火的作用，又可起到调节室温的功效，可谓一池两用。漫步其间，假山、盆景、池水点缀生趣，一股清幽静谧的氛围，让人游哉悠哉。板壁上悬有一柄木质的清代硕大板扇，十分引人注目，黛绿色的荷叶边，刻有“清风徐来”、“凌云”字样，古色古香，扯动纤绳，板扇轻摇之间，送来徐徐凉风，让游人顿感惬意。天井两旁各有十二扇门扉，上雕鲜花香草、飞禽走兽等图案，在每扇门的中段，各雕有一则孝义的故事，合起来恰是一幅完整的《二十四孝故事图》。
──王星明、罗刚《徽州古村落》，第100—102页
【解读】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里，素称“文献之国”、“礼仪之邦”。徽州人除遍设学校、广立书院宣传儒家思想之外，还在家训、族规中明确规定家族成员必须遵守儒家的伦理道德。徽商在这种“儒风独茂”的社会环境中生长，耳濡目染，自然深受影响，因而大多是“贾而好儒”，有“儒商”之称。履福堂陈设典雅，充满着书香气息，就是这种“儒商”本色的反映。
中国画里的乡村──宏村
9．宏村的兴起与繁盛
汪氏的祖先原本是汉朝北方中原的一名将军，后经数十代的迁徙，经浙江绍兴，转徽州歙县。到了汪氏后裔61世祖汪仁雅，出赴金陵（南京）经商，返回家乡期间，歙县唐模老家遭火灾，店铺家产毁于一旦，途经羊栈岭，无奈落脚黟北奇墅一带暂居。精于堪舆的仁雅公见这里地势平旷，如遇大雨水必泛滥成灾，如遇大火则无法阻拦，便提出这里不适宜久居，后必再迁，但见雷岗山地势凸起，森林茂密，南坡一日三阳，面临溪水，是安身定居的风水佳地，便留下遗言：“如遇火灾，可迁雷岗之阳，后必福禄永绵。”到了南宋绍兴年间，因土匪作乱，焚毁三百余家，各家纷纷外迁，惟有汪氏66世祖彦济公遵祖先遗命迁居雷岗山，购置宅基数亩，建房13间，取名宏村。“枕高岗，面流水，一望无际”，汪氏家族迁至雷岗山这块安身之地，后代得以休养生息，人丁渐旺，家族日兴。但是当时村前的濉溪河沿雷岗山脚下由西向东流过，因河床与山岗之间地基狭窄，村落难以拓展，汪氏家族曾多次欲以人力改造，而苦于无计可施，只有企求苍天之力。苍天果然作美，“逮德佑五月望日，雷电风雨，暴兴迷离，若飞沙走石，腾蛟翔龙状，汪洋一片，平河无限，明日顿改故道。河渠填塞，溪自西而汇合，水缳南以潴卫，很如我意所期”。经过这场狂风暴雨，河床改道，羊栈河与西溪汇合，环村西向南入奇墅湖。河床的改道使雷岗山前地势广阔，为村落的拓展创造了良好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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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在外作官的汪氏76世祖汪思齐回乡期间，欲为汪氏祖宗树祠堂，精于堪舆又懂得建筑水利的思齐公在查阅族谱时发现他选择的祠堂基址下正有一窟，而未敢轻举妄动。“族谱”中记载：“客家相舆望楚景山，偶指村之正中，有天然一窟，冬夏泉涌不竭。曰此宅基洗心也，以扩之以潴内阳水，而镇朝中丙丁之火。”思齐公遵循祖先预言，考察村基和周边山水，又多次聘请有国师之誉的海阳县（今休宁县）风水先生何可达，并同邀村中贤能“乃遍阅山川，详审脉络”。经勘察，确定村中丙丁之火过旺，应凿圳引水入村，挖塘蓄水，以调整阴阳之平衡。“族谱”记载：“圳水横注丙地，午曜前吐矣。自西向东，水涤肺腑，共夸锦绣蹁跹，乃左乃右峰倒池塘，定主科甲，延绵万代子孙，千家烟火，于兹肯构。”宏村的水利工程蓝图确定后，于明永乐年间汪升公捐资万余，凿圳数百丈，引西来之水，南转东出，而于三趋水处沦小浦，又分注入天然窟。“思齐公捐义田30亩为汪氏家族财产，用来建造汪氏总祠，署名乐叙堂。在祠堂前造池塘，形如半月立名月沼，之后数年围绕月沼又建起了一栋栋民宅。”……
自明隆庆、万历年间，月沼两岸百废俱兴，人口剧增，村基渐窄，况且村中有百亩良田，仅靠圳塘之水难以顾全，“族谱”记载：“识者忧之，以南方山赤如焰也。忆前人遗言，谓新溪绕南之北畔有双石田数百亩，能再凿池蓄中阳水，子孙其更逢吉。”至明万历丁未年，开凿南湖之事由汪氏81世祖奎光公等17人倡导并捐资，挖村南秧田百余亩，凿通洞窟、沼泉93处，深约数丈，周边砌石立岸，历时三年完工，是为南湖。……
汪氏家族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把这块荒泽之地变成了一头美丽的“卧牛”。古人说牛卧马驰是吉兆，牛主富贵，这也许是一种寓言，也许是一种祈盼，但是宏村的先民们却有着实实在在的体验，正如《宏村汪氏宗谱》里所说：“是自元而明，渐成村墟，今则烟火千家，栋宇鳞次，森然一大都会矣。其间南湖、月沼、雷岗、西溪胜景凡八，堪供行吟，致足乐也。回思我公披荆棘，辟草艾时，夫谋诸妇考率厥子，戮力同心，拓此基址，其勤勤恳恳于后嗣者，诚有以感通神明。然则天地之眷顾，邀山川之效灵也。夫岂偶然，夫岂偶然？”
──陆红旗《中国画里古村落宏村》，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
【解读】宏村在明清时期从一个简陋的小山村，发展成为“烟火千家、栋宇鳞次，森然一大都会矣”，当然不是苍天之所赐，而是缘于徽商的崛起。明清时期，徽州商帮的崛起，有力地推动了徽州社会经济的繁荣。宏村汪氏家族中也涌现一些富商巨贾。他们外出经商致富后，第一要事便是衣锦还乡，大兴土木，建起豪宅祠宇。宏村的发展，随之进入鼎盛时期。能工巧匠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在有限的空间里，精心设计，巧妙施工，精雕细刻，极尽奢华，一座座豪宅祠宇拔地而起，映衬着青山绿水，把宏村装扮得分外妖娆。据传，清末宏村汪定贵修建承志堂，花费白银60万两，仅木雕一项就雇用20多位木匠，整整干了四年才完工，光是用于雕镂贴金，就用去黄金百两之多。
10．乐叙堂
乐叙堂位于村中月沼北岸，建于明永乐年间，是宏村汪氏家族总祠，也是全村聚会的地方，所以俗称“众家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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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叙堂建筑规模宏大，仅堂院门楼面积就有74平方米。月梁、莲花托雕饰精美，正堂大门为四柱三间五檐贴墙门楼。门楼皆用砖雕装饰，砖雕为双层满雕，工艺精湛。厅堂内宏梁伟柱，气势轩昂。后部原为二层楼建筑，现已不复存，乐叙堂整体建筑基本保持明代原貌。
──陆红旗《中国画里古村落宏村》，第101—102页
【解读】同西递一样，宏村也是围以村中汪氏的家族总祠乐叙堂为中心来规划设计的。这座乐叙堂不仅是供奉祖宗牌位，合族祭祀先祖的祠堂，同时也是全村聚会的场所。
11．承志堂
在水圳中段有一座徽商豪宅，名承志堂，是清末大盐商汪定贵的私家宅院。占地面积2 100平方米，有大小60间房，9个天井。整幢建筑里包括了正厅、后厅、左右厢房、书房、娱乐边厅、小姐阁楼、厨房和佣人住房，以及内外庭院、花园等，囊括了徽州古代民居所有功能。
承志堂临街院门很简单，没有高大招摇的门楼，也没有雕凿的装饰，这也许是中国人富不外露传统观念的体现。外院只有一些石板路和小片竹林、树木。拾街而上是八字门楼，两边立一对石鼓，这座门楼是内外院的分界线。进内院是一片开阔的场地，三面有回廊，其中一面是轿廊；院内有对称的两个花坛，中间石板路直通厅堂正门。正门内有仪门，平时仪门不开，人要从两边绕行进入正堂，只有到了重大活动和节日时，仪门才大开迎接贵客。承志堂虽然院深房多，但整体布局清晰明确。以中线划分，中间是主人会客时用的前厅，后面是长辈居住的后厅。左侧为主人休息、娱乐之地，设有麻将室取名排山阁，抽大烟屋叫吞云轩。边门直通后花园，这是专供人休闲的小园林。花园前有长廊直通书房，书房正门可通外院，边门通内院，进出方便。古人认为左为上右为下，所以服务性的房间和佣人住房都在正方的右侧，其中包括厨房、鱼塘、管家和佣人住房等。承志堂不仅布局考究，装饰也极其富丽堂皇，仅前后厅额枋上的木雕人物图就可称徽州木雕精品。另外，雀替、围栏、莲花门窗雕饰精美，真可谓是雕梁画栋、流光溢彩。
──陆红旗《中国画里古村落宏村》，第33—35页
【解读】就建筑规模、布局结构、装饰艺术的综合评价而言，宏村“承志堂”在皖南古村落中是首屈一指的。它富丽堂皇，精雕细刻，蕴含着徽州文化的深厚内容。
12．南湖书院
南湖书院又称以文家塾，位于宏村南湖北岸，建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占地面积六千余平方米。书院分东、中、西三部分。东部有三进：首进为门楼，楼里挂有横匾“南湖书院”和“以文家塾”；中进为学堂，名“志道堂”；后进是“文昌阁”，供奉孔子文位，新入书院的学子首先要在这里进行拜师仪式。中部有二进，前进为“启蒙阁”，是儿童启蒙教育之地；后进是“会文阁”，过去文人常在这里以文会友。西部是祗园和望湖楼，是供教书先生休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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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自古重读书，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自宋至清，徽州六县共建有54座书院，这些书院遵循孔夫子的主张“有教无类”，学生不分贫富都可进学院读书，学院经费主要由家族义田和富户义捐支付。南湖书院建院100多年来，为宏村汪氏家族培育出了众多的优秀后代，其中有从文的、作官的、也有经商的，也正是这些后代的贡献，宏村才得以兴旺发达。
──陆红旗《中国画里古村落宏村》，第100—101页
【解读】徽商有“贾而好儒”的传统，非常重视子弟的教育。明朝末年，宏村的汪氏商人在南湖北岸建立六所私塾，供宗族子弟读书，称为依湖六院。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依湖六院合并重建，改称南湖书院，又称以文家塾。书院落成一百多年来，为汪氏家族培养了大批人才。从这里，不仅走出过亦儒亦商的徽商巨贾汪定贵等，还走出过众多的进士学者、显宦权贵乃至民国初年的国务总理汪大燮等。
巧夺天工的村落水系
13．西递水口
走近西递，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参天古林掩映下的庙宇烟火，沿着石板铺就的小路蜿蜒穿行，可见路旁流淌着的淙淙西溪，这里就是西递的水口。“水口者，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徽人习惯将下山、下游的方向看做古村落的入口，称之为“村脚”，水口就建在村脚附近，距村内的屋舍数百米不等。一般而言，进入水口，即是进入该村的界地了。西递的水口处，曾建有文昌阁、魁星楼、水口亭、凝瑞堂及多径石拱桥，成为西递古村落的第一道风景线。西递的水口如同古村落的一面照壁，将村内、村外分隔成两大既互为照应、又独自分开的空间和地域单元，村外（至水口），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村内则必然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王星明、罗刚《徽州古村落》，第81页
【解读】皖南古村落都注意对水的保护和利用。西递有三条溪水环村而过，金环溪绕村前，后边溪绕村后，前边溪穿过村落中部，缓缓地流过许多人家的门前。村民便利用这个天然水系，在溪上架设许多石板桥，以接通大街小巷和民居宅院。沿溪隔不多远，铺设一排石阶伸至水面，石阶下有露出水面的大块巨石，以供浣濯之用。村中还挖掘饮水塘和洗衣塘，供饮水和洗衣之用。在村西的西溪出口处，则挖了一个一亩大的水塘，修建水口，在周围修筑亭台楼阁和石拱桥，广植树木，以蓄水挡风，优化生态环境。
14．宏村人工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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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宋彦济公九世孙曰玄卿公，乐施好义，四方文人墨士遍访无虚日，而尤厚堪舆。客家相舆望楚景山，偶指村之正中，有天然一窟，冬夏泉涌不竭。曰此宅基洗心也，宜扩之以潴内阳水，而镇朝中丙丁之火。公信焉，笔诸谱递传。明初，思齐公拟于窟此处武竖家祠，然犹未敢苟也。闻海阳何君可达，时号国师，三聘固请来踏厥地，欣然谓是慧眼，人应属扬廖一辈，得巧工追琢，卞玉始成。乃遍阅山川，详审脉络。援笔立记曰：引西溪以凿圳绕村屋，其长川沟形九曲，流经十湾，圳水横注丙地，午曜前吐矣。自西自东，水涤肺腑，共夸锦绣蹁跹，乃左乃右，峰倒池塘，定主科甲，延绵万代子孙，千家火烟，于兹肯构。永乐升平公因储万余金，凿圳数百丈，引西来之水，南转东出，而于三曲水处沦小浦，又分注西入天然窟。窟之四畔皆公租田，计五十有一砠，旋施人力浚而大之，形如半月，环拥祠前，而月沼之名号立，而月沼之规模成。临渊戴泳，每令人有渊渊其渊之想。语云：地灵人杰；又云：人杰地灵。吾于此而叹：天工人巧两臻其妙矣。
──《月沼纪实》，摘自《重浚南湖收支征信录》
〔材料二〕月塘的四沿均为青石铺就，弦部由十三根石柱连条石，构成半人高的石栏；弓部无栏，平展划一的青石便于村人汲水、浣洗。粉墙黛瓦马头墙式的徽派古民居环建于月沼的四周排列有序。此畔弦部正中矗立着高大威严的汪氏总祠──乐叙堂，亦称众家厅。自月沼竣工的四五百年间，这里不仅成了姑娘婆姨们浣纱洗涤、顽童雏儿们嬉戏的场所，而且也成为村人们纳凉聊天的一最佳去处。
──王星明、罗刚《徽州古村落》，第34页
〔材料三〕明永乐时，思齐公从地师何可达先生，指画凿疏月沼，蓄内阳水而火灾寝息，人得安居。堪舆之说信有征已。历隆万间，椒枝孔蕃，堂构聿增，月沼之前及左右两旁百堵俱兴。识者忧之，以南方山赤如焰也。忆前人遗言，谓新溪绕南之北畔有双石田数百亩，能再凿池蓄中阳水，子孙其更逢吉。万历丁未，爰踵践疏月沼，旧枧秧田百亩，凿深数丈，周围四旁砌石立岸，名曰南湖。受圳西来之水，濒汇明堂渊深四映，诸峰远近倒影入池，钟灵厥止，肇启斯文，伯叔兄弟咸称盛举。第四业有无不齐，有者以田作值，无者照田出价。鸠工经营，同心协力，至正至公落成之时。禁售他姓，谱之宗盟，俾遵毋忽。
当日主其事者：奎光、邦华、积书、以礼、积贤、积金、奎灼、文贵、邦端、积寿、积泰、元溥、元沂、元洁、元濂、元淑、元洪。董其役者名成支丁骈集，防强邻逼处与我争此地。本支后裔其永念前辈创造之艰辛哉。
──《南湖纪实》，摘自《重浚南湖收支征信录》
〔材料四〕人口的猛增，楼台屋舍的密建，一方面为宏村赢得了“森然一大都会矣”的赞誉，另一方面，也使得月沼这一“内阳水”仅够用于生活，而灌溉用水的问题日益突出。加上汪氏祖先遗留下的“忧南山赤日烈焰”的传统，让汪氏族人心存忧患。此时，汪氏家族的长辈们“忆前人遗言，谓新溪绕南之北畔有双石田数百亩，能再凿池蓄中阳水，子孙其更逢吉”（引自《南湖纪实》）。于是，于万历丁未年（1607），由族人汪奎元主倡，汪氏大小族长16人集资，“有者以田作值，无者照田出价。鸠工经营，同心协力”（引同上）。在村南征集秧田数百亩，连通大小石罅，凿深数丈，开辟出一个硕大的池塘，面积达18 000多平方米，四周砌石立岸。因位于村南，故取名为“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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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们称道的是，在修建南湖这项浩大的工程时，宏村的设计者们，十分注重村落的整体布局和规划，使得民宅、书院、祠堂、路桥等建筑群，与水圳、月沼、南湖等水系统一为一大整体。在呈半环形的南湖南畔，分上下两级石岸，每隔五丈各植红杨、垂柳一株，形成一片绿荫后，与村后雷岗山的榛树林遥对成趣。弓弦部湖之北岸，倚村顺势，平铺有整齐划一的青石板路，临岸建有起伏错落、风格相近的徽派建筑群，使粉墙黛瓦与隔岸的花红柳绿相映生辉，景色怡人。湖中筑有阡堤，有画桥连通两岸，又将南湖一分为二，使湖水相通，舟楫穿行。湖面广植菡萏，每值盛夏，荷叶田田，菡萏争艳，加之荡舟其间采莲少女，好一幅诗情画意的“采莲画卷”。
──王星明、罗刚《徽州古村落》，第37—40页
【解读】如果说西递是利用天然水系的典范，宏村则是建造人工水系的典型。宏村初建时，虽有溪水绕村而过，但村中仍然缺水。永乐年间，经多次勘查，制定了一个卧牛形的村落扩建计划和人工水系的修建方案，先将村中的一口泉眼挖深，修建一个半月形池塘──月沼，并开凿400米长的水圳，引西溪水注入月沼。水圳九曲十弯，绕至各家门前，供灌溉与生活用水之需。过了150年，随着人口的增加，月沼之水只能满足生活用水的需要，已无法供给灌溉之用。于是在万历年间，又在村南修建了一万八千多平方米的南湖，引水圳之水注入湖中，再经湖边暗道出水孔，流至堤下灌溉万亩良田，多余之水则泻入西溪。这样，由月沼、南湖和九曲十弯的水圳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工水系，既解决生活、灌溉和防火用水，又改善居住环境，美化了村庄，深刻地体现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卓越智慧，被誉为“中华一绝”。
徽派建筑艺术的杰出成就
15．徽派“三雕”兴盛的历史背景
走进古徽州、古村落，栉比鳞次的民居、祠堂、牌楼及亭台塔桥之上，遍布精美绝伦的木、石、砖雕艺术精品。究其“三雕”艺术在古徽州兴盛而臻完美，这与其独特的人文社会经济发展背景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概言之，明清逾400年间的徽商崛起乃至兴盛。徽州的富商巨贾们，在积聚起庞大的资财后，由于经济中的封建性因素，使其不是把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个人消费及家庭消费。“藏镪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的诸多徽商们，致富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到家乡，建祠造楼，修筑园林宅院。这样就在客观上为“三雕”技艺的发挥提供极大的用武之地。素有“东南邹鲁”之称的古徽州，历来是人文昌盛、人才荟萃，孕育繁荣于其间的新安画派、徽州版画、徽州盆景等艺术成就及风格，对“三雕”技艺的发展和提升又起到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而封建的宅邸等级制度，使诸多富而不贵的徽商们，在建筑体量上不敢僭越，而只好另辟蹊径，在有限的空间里，追求精巧。时代规定：“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于是，徽州古建中清新淡雅的“三雕”艺术成就层出不穷、多臻完美。据徽州方志记载：从事“三雕”技艺的工匠们，一般均为集体活动，徽商在营建亭台楼院时，往往先采取打擂比赛的方式，选取胜者或中己意者参加营建。这无形中也有力地促进了“三雕”艺匠们的技艺提高。
──王星明、罗刚《徽州古村落》，第197—199页
【解读】这段文字，概括地点出了徽派“三雕”在明清时期迅速发展并日臻辉煌的原因：一是徽商的崛起，为其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支持；二是徽州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三雕”艺术的孕育成长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三是徽商宅第的建筑体量受到封建礼制的限制，只能转而去追求精巧；四是徽商营建亭台楼阁时多采取打擂比赛的方式，这种竞争体制有利于促进“三雕”技艺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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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徽派木雕
〔材料一〕徽州木雕在徽派古建上的表现，主要是通过梁架、梁托、斗拱、雀替、檐条、栏板、华板、窗扇等木质构件来予以展现的。大凡窗子下方、天井四周的栏板、檐条，总是采用浮雕较多，其内容多为文学戏曲故事、花鸟走兽、博古雅说等等。最常见的戏曲故事有：《连环记》中的吕布和貂婵、《白蛇传》中的许仙和白娘子、《庆功堂》里的八千岁程咬金和众将官等；花鸟走兽中有：凤凰、牡丹、梅兰竹菊、雄狮、鹿、象、鹊雀等；博古雅说中有：“暗八仙”（指八仙手中所持器物）、香炉、瓷器等。在一明代民居中，沿着天井四周镶嵌的一圈栏板上，雕刻有含苞欲放的莲瓣，迎风起舞的秋菊；有麒麟、鸾凤、游龙、仙鹤；有鸡、鸭、鹅、猪、马、牛、羊、兔；有寿星老人、和合二仙、仕女饮宴、车马出行、舞乐百戏等图案。在歙县城内斗山街上的一处清初民居中，前堂厢房的窗栏上，木雕精细、形象生动。窗棂上雕有“暗八仙”，即张果老的渔鼓、何仙姑的荷花、铁拐李的葫芦、蓝采和的花篮、汉钟离的阴阳宝扇、韩湘子的竹笛、吕洞宾的宝剑和曹国舅的檀板；对面的门上雕有九只活泼可爱的小松鼠，取名为“九松图”，古代徽州人取“松”与“孙”的谐音，喻义多子多孙。
在梁托、斗拱、雀替上，一般采用圆雕。如，在休宁县陈霞村的一幢清代民居中，月梁上雕刻的是“双狮抢绣球”，四周饰以花鸟图案，左右对称，用圆雕和透雕相组合。在其梁托和檐条上，或饰以狮、虎、象、鹿，或刻上福、禄、寿、喜、八仙、罗汉及西游记中的人物等，雕法仍为圆雕。徽州木雕可表现的题材极为广泛，穿梭于古民居、古祠堂之间，常见的图案，既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文人骚客，也有民间喜闻乐见的八仙、郭子仪祝寿、刘备招亲、大闹天宫、元宵灯会等；还有表现封建伦理中的忠、孝、节、义题材的历史故事，如：岳母刺字、卧冰求鲤、杨家将、戚家军、周仁献嫂等等。渔、樵、耕、读、织等日常生活，逢年过节时的舞狮、跑旱船、闹花灯，庆功、祝寿、迎亲等也均成为徽州木雕艺匠们的雕刻题材。还有表现徽州山水风光的题材，如：黄山、白岳、绩溪“十景”、黟县“八景”等等。飞禽走兽更是不可或缺的内容，最常见的有“五蝠捧寿”、“鹿鹤回春”、“龙凤呈祥”、“二龙戏珠”、“喜鹊登梅”“（鹊）喜上（梅）眉梢”等等……
徽州木雕艺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徽州版画艺术的深刻影响。在初期的作品中，只是在版画雕刻艺术的基础上，加深雕刻的深度和层次感，在构图上也缺乏变化，也不再讲求透视的效果。雕镂手法逐渐由平面的浅浮雕向第一至二层的高浮雕和透雕上转变，线条造型上，趋于装饰趣味，风格较为粗犷奔放。但是，到清乾嘉后期，由于徽商巨贾们对雕镂装饰上高要求和不惜工本，促使雕镂技艺向细腻、繁复上下功夫。此时的木雕作品，不仅在构图上更注重变化和透视的效果，而且在情节内容上更注重表现形式。圆雕的技法也日臻成熟，使艺匠在构图上更多地汲取了中国绘画中诸多手法，雕刻的木雕作品更具审美倾向。
──王星明、罗刚《徽州古村落》，第200—205页
〔材料二〕在宏村众多的老房子中，承志堂中的木雕可视为木雕中的精品。清咸丰年间，大富商汪定贵为建承志堂，专程请来了徽州最好的木雕匠，为其在梁枋上雕刻大型精细人物木雕，历时三年完成。来到承志堂前厅，正面额枋上是一幅长约二米、高五十厘米的木雕“唐肃宗宴官图”。图中雕有人物三十多个，姿态各异，神情喜悦，生动地再现了众官员围绕琴、棋、书、画娱乐活动的场面。在前厅仪门上嵌有一块长约三米的木板雕“百子闹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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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雕刻了100个孩童敲锣、击鼓、舞灯、放炮、踩高跷、划旱船的活动场景，个个生龙活虎，姿态万千。雕工之精细使每一个豆粒般大小的儿童脸部五官分明，表情生动。后厅堂是家中老人居住和生活的场所，其额枋的木雕内容以祝寿和孝道题材为主。《郭子仪上寿图》讲的是郭子仪八十大寿时的祝寿故事。郭子仪是唐代大将军，他带兵出征屡战屡胜，在关键时刻他多次解朝廷于危难之中，他一心为国，功高盖世，却从不居功自傲，虽屡遭猜忌，但对朝廷忠心耿耿。不仅如此，他寿过八旬，七子八婿均为朝廷高官，子孙满堂，成为历史上民间传说中的传奇人物。表现“郭子仪上寿”题材的画面形式很多，主要区别在画中的匾文上，其中有题“汾阳王”，有题“万寿亭”，还有题“九锡宫”。“锡”在古语中是“赐”意，九锡指皇帝赐给功臣或有权势诸侯的九种物品，“九锡宫”泛指皇上赏赐之意。
郭子仪被称颂为大富贵者和寿老，他完美的人生成为人们效仿的榜样。他的故事以各种形式在民间传颂，在徽州尤以木雕表现这一题材为最多，无论在高官、巨贾的豪宅，还是在黎民百姓的房子里，都将这一传说故事雕刻于明显位置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徽州人的后代去追求忠心报国的理想和完美的人生目标。
在后厅堂的另一个额枋雕刻题材是《九族共荣图》，也叫《百忍图》。讲的是唐代张公艺九世同堂的故事：一次唐高宗驾临张宅，见张家九世同居，和睦相处，甚为惊叹，便询问张公艺治家之道，张公艺并未直答而是连写了100个“忍”字，皇帝见此顿悟，便赐锦帛，树他为治家榜样，让人效仿。
──陆红旗《中国画里古村落宏村》，第41—45页
【解读】徽派的木雕受徽州版画艺术的深刻影响，明代多为浅浮雕，主要借助线条美感获得近乎平面的装饰美，构图缺少变化，风格粗犷奔放，不讲求透视效果。后来，雕镂手法逐渐向深浮雕和圆雕发展。到乾隆以后，雕镂技术趋细腻与繁复，多为深浮雕（又称高浮雕）和圆雕，注重构图的变化与透视效果，给人以玲珑剔透的美感。宏村承志堂的《唐肃宗宴官图》《郭子仪上寿图》《九族共荣图》都是徽派木雕艺术的代表作。
17．徽派砖雕
徽州砖雕艺术的起源应追溯到汉画像砖时期，自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代，徽州商帮的勃起，带动了徽州文化艺术的昌盛发达。徽州富商们的大兴土木，营建祠宇牌坊豪宅，使砖雕艺术精益求精，创造出美仑美奂的诸多砖雕艺术杰作。也从早期的粗犷、简朴，逐渐变得繁复华丽，蔚成了徽州砖雕艺术的徽派艺术风格。徽派砖雕一般主要用于民居的门罩、门楼及祠宇前的门楼、八字墙及神龛等。在徽州古村落中的豪富官宅，往往都饰以门罩或门楼，大门框上用水磨石青砖砌成向外凸出的线脚装饰，顶上覆以瓦檐，既实用又美观。有的为使门罩更为高大华丽，砌成牌楼形状，这就成了门楼。一些比较讲究的阀阅世家，往往在门框的上方，各嵌砌一根垂莲柱，柱下端各雕成一朵含苞初放的莲花，两柱间用两层横枋相连，枋上嵌饰以多种精美的砖雕图案。枋下的雀替和伸出垂莲柱外的枋头，另镶以单独的砖雕装饰。门楼的装饰则又较门罩更为精美华丽，在两柱一间三楼或四柱三间五楼的门楼上，由于梁坊等构件更多更复杂，砖雕的图案和装饰也会随之更繁复更精工。徽州的砖雕艺匠们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往往会根据构件的形状，雕制成集实用与审美功能于一体的作品来。如雀替、枋头处，多雕刻成神态各异的狮子；梁驮华板上则饰以优美动人的历史人物和花鸟图案；横枋上由于构件平展、面积最大，所以多雕刻一组民间故事、戏曲人物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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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雕的题材与石雕、木雕一样，题材也是极其广泛而丰富的。有以人物为主包括神话传说、戏曲场景、民间故事、民俗风情等方面。神话传说中有“八仙过海”、“南山求寿”、“蟠桃宴会”等；戏曲场景有“郭子仪拜寿”、“包公断案”、“古城会”、“刘备招亲”等；民间故事有“彩衣娱亲”、“春香闹学”、“牛角挂书”、“负薪苦读”、“武吉卖柴”等；民俗风情有“五子登科”、“百子图”、“五谷丰登”等；还有表现农耕生活的，如捕鱼、樵夫、撑船、推车、担水、纺织等等。
人物题材是砖雕艺术中最精工的部分，一般都镶嵌在门罩、门楼等建筑的显要位置。试想，在有限的空间里，在松脆的水磨青砖之上，在复杂的背景衬托下，要将人物的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这需要极高的技艺。勤劳智慧的徽州砖雕艺匠们，如同“刀头具眼，指节灵通”般地，将人物的脸谱及身段手势刻画得栩栩如生。例如，有一幅砖雕作品“官行图”，刻画出一位前呼后拥、神气十足的官员，骄横志得之气跃然砖上。花鸟动物为题材的砖雕作品，以狮子较多，有滚珠狮、大小狮、腾跃狮、对舞狮、立狮、坐狮等等，俯仰之间，神态可爱。象、麒麟、蝙蝠等被巧妙地组合在象征吉祥喜庆的图画之中；龙凤图案由于封建时代的礼仪限制，出现得较稀少。其他如鱼、雁、山鸡、猴、松鼠、画眉、鹊雀等也是常见的题材，以花卉植物为题材的砖雕作品中，除梅兰竹菊“四君子”外，还有葡萄、石榴、枇杷、荔枝、柑桔等。在许多题材的图案中，还在周边饰以折枝、缠枝、散花、丛花、锦地叠花及四方等几何形图案。在一幅名为“荷鹭图”砖雕作品中，两只盛开的芙蓉穿插于两朵含苞待放的蓓蕾之间，一只白鹭亭亭玉立于一隅，画面丰满而富有动感，观之赏心悦目。另外，琴棋书画、钟彝古玩等“博古”图案也是砖雕作品中屡见的。
明代的砖雕艺术风格古拙朴素，刀法刚劲洗练，气势雄浑厚实，较注重整体的艺术效果；技法一般为浮雕或浅圆雕，场景紧凑，画面较为单纯，人物样式也较雷同。因强调对称，层次少有变化，但却富于装饰意趣。
明末清初以后，砖雕风格渐趋细腻繁缛，更注重情节性构图。一块方砖之上，最多可雕成九层，深浮雕、圆雕、透雕的技法得以广泛地运用。以人物故事作品为例，前景用圆雕，中景的亭台楼阁用透雕镂空，背景的屋宇房舍等也要刻画得有一定深度。
──王星明、罗刚《徽州古村落》，第207—211页
【解读】徽派砖雕，在明代多为浮雕和浅圆雕，场景紧凑，画面较单纯，人物式样也多有雷同，强调对称，层次也少有变化，但刀法刚劲洗练，气魄雄浑朴实，风格古拙朴素而富于装饰意趣。明末清初以后，也趋向细腻繁缛，更注重情节性的构图，并广泛采用深浮雕、圆雕和透雕的混合技法，使画面更加生动逼真。西递的砖雕门楼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18．徽派石雕
徽州石雕艺术多用于祠堂和住宅的基座、柱础、漏窗、栏板以及石牌坊的梁枋、柱头等处，在徽州古建“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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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特别的装饰意义。石雕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而且受到建筑构件功能的约束，因此，客观上要求构图、造型、雕刻方法具有极大的适应性，只有因地制宜，才能因材施艺。比如额枋、雀替因要仰视，宜施以高浮雕、镂空雕；石栏板上的图案要近观，故宜施以浅浮雕、高浮雕及线雕；漏窗须透空，所以要施以透雕。又由于石质的粗细硬度不同，也应选择不同的雕刻方法，以最充分地发挥材料的性能和质地美。比如质地坚细的石材，施以浅浮雕，既省工又耐久，且能表现细致复杂的内容；粗糙的石料容易雕刻，宜施以圆雕、高浮雕、镂空雕等，还可表现其古拙朴实的风格。石雕因受到建筑技艺的制约，单纯地强调装饰性，所以无法展开深广的思想内容，题材的选择上远不如木、砖雕那样宽广。但徽州的石雕艺术具有布局严谨合理的特点，能够巧妙地驾驭陪衬、烘托、对比、呼应等艺术手法，以达到移步换景的艺术审美要求。并依次展示主次、轻重、疏密、虚实、起伏等艺术效果，有效地减弱了石牌坊等形体上的笨重感，给人以轻松、协调、优美的感受。
狮子是石雕艺术中最常见的题材，与木、砖雕相比，石雕狮子因材料的关系，显得形象高大、威武、气派。徽州石雕艺匠们充分发挥想象，将石狮创作的头大脸阔、额隆颊丰、箕口肉鼻，毛皮上有呈漩涡状的鬣毛，胸部饰以璎珞华锦，脖下挂着铃铛，俯首缩足，给人以亲昵可爱之态。石狮在雕法上属于圆雕，但徽州艺匠们同时也注重使用浮雕技法，以增强细部的装饰效果和审美要求。漏窗是徽派古建中用以畅光、通风和观景的构件，多以透雕的手法，将其雕成各种花鸟树木及几何图案。构图疏密匀称，灵活多样，造型优美，雕刻精美。我们常见的有方、圆、菱花、梅花、葵花、海棠、秋叶、蕉叶等形状。石栏杆上的华板，是石雕艺人大显身手的最佳地方，长方形的华板，如一幅展开的画幅，施以精细的雕刻，令人赏心悦目。此处常见的图案有《升腾图》《夔龙》《双马》山水画等题材。例如，在歙县北岸的吴家祠堂的石栏杆上，就雕刻有精美绝伦的“西湖十景图”。
石雕艺术的技艺方法比较多样完美。徽州的艺匠们当时已经较为普遍地掌握和具备了圆雕、半圆雕、镂空雕、透雕、高浮雕、浅浮雕及线雕等基本雕刻方法，而且刀法臻妙，功力深厚。“笔调单一则板滞，刀工变幻则神奇”。历经几百年风霜雪雨侵蚀之后，徽州的诸多石雕艺术品中，仍意趣盎然地供人们研究和鉴赏，散发出无穷的石雕艺术魅力。
──王星明、罗刚《徽州古村落》，第211—217页
【解读】在徽州古建筑中，石雕具有特别的装饰意义。由于受到建筑构件功能和石质粗细硬度的制约，工匠只能因地制宜，因材施艺，分别采取圆雕、半圆雕、镂空雕、透雕、深浮雕、浅浮雕、线雕等不同技法，以求达到最佳的装饰效果。石雕的题材比较狭窄，无法表达复杂的情节和宏大的场面，工匠便在布局和刀法上下功夫，讲究布局的严谨合理，巧妙运用陪衬、烘托、对比、呼应等艺术手法，注重主次、轻重、疏密、虚实、起伏等艺术效果，给人以协调、优美的感受。西递村口的胡文光刺史牌坊，是徽派石雕艺术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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