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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鸦片战争时期——19世纪中期）
一、全国卷考情分析
考试
大纲
2011年
（新课标卷）
2012年
（新课标卷）
2013年
（新课标Ⅰ、Ⅱ）
2014年
（新课标Ⅰ、Ⅱ）
2015年
（新课标Ⅰ、Ⅱ）
（1）鸦片战争
41．“冲击——反应”模式。（12分）
（卷Ⅰ）
２８．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4分）
（卷Ⅰ）
２８．鸦片战争后英国商人包装布的变化（4分）
（2）第二次鸦片战争
41．“冲击——反应”模式。（12分）
（3）太平天国运动
29．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期对儒学态度的变化反映的问题。（4分）
）
（4）洋务运动兴起
41．“冲击——反应”模式。（12分）
（卷Ⅰ）40、晚清海洋利用的主要变化及启示。（15分）
（卷Ⅱ）
２８．洋务运动与传统的观念冲突（4分）
（5）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6）新思潮的萌发
（7）早期维新思想的出现
1．就考查内容来说，近几年高考全国卷主要考查了这一时期中国国门被打开后，外来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2．就题型来说，以选择题为主。就提供的材料来说，文字性材料居大多数，文字性材料可分为表述性文字材料和原始性文字材料。
3．就设问形式来说，主要有原因类、说明类、比较类、影响类，以影响类为主。
二、历史发展阶段特征
1、时间阶段：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
2、重大历史事件：鸦片战争（1840年—1842年）；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1864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860）；洋务运动的兴起（19世纪6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早期维新思想的出现（19世纪60年代）；新思潮的萌发（19世纪40年）
3、国际背景：英、法、美等国先后完成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德、俄、日等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但促进了以上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且促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英、法、美、俄、日等国先后加入到侵略中国的行列，致使中国的国门逐渐被打开，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
4、时代特征：
（1）．社会进程：由一个主权独立的封建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①含义：半殖民地是指部分
丧失独立和主权、形式上保留本国政府的国家；半封建社会是指封建主义瓦解但不彻底、资本主义发展但不充分的社会形态。不能理解为一半是殖民地一半是封建社会，也不能理解为政治上是半殖民地，经济上是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都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涵。严格地说，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间，中国社会主要呈现出半殖民地的特征，到60年代，又呈现出半封建的特征。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整体则是以鸦片战争为开始的标志。
②表现：
A、政治上，丧失很多主权，由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开始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由于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革命任务、革命性质也发生变化。
B、经济上，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市场开始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启了中国近代化，逐步走上半封建的道路。不平等贸易使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色彩越来越浓。
C、思想上，“天朝上国”思想开始遭到冲击，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开始萌发；中国人民在同中外反动势力斗争中，开始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方的认识。
D、对外关系上，由闭关锁国转向被迫开放，由原来的朝贡外交变为抵抗侵略并逐渐妥协；统治阶级外交政策调整，开始改变在外交上的不明事理的态度。
（2）．革命斗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初步兴起（太平天国运动）
（3）．探索道路：主要是地主阶级抵抗派学习西方“器物”即科技（魏源在《海国图志》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要目的是要对付夷人，而不是针对自己的根本弊端，所以存在浓重的封建色彩，当时没有多少人理解，更没有多少人来实践）；农民阶级领袖，洪秀全学习西方基督教、洪仁玕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
三、教材重要史论深度扩展与理解
1．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独立发展的道路被迫中断，中国的社会历程发生重大转折
（1）社会性质的变化。在政治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以后，通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的破坏。在经济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社会矛盾的变化。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考试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3）革命任务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是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任命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中国从此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2．鸦片战争失败后，“变局论”在中国思想界的流行
鸦片战争不仅使清政府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也使一部分官绅认识到了中国的新变局，主张“师夷长技”，自强求富，兴起了旨在推动王朝中兴的洋务运动，“变局论”的思想流行开来。
徐继畬是鸦片战争后先期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强势方兴未艾、时代变局已经开始的中国学者、官员。他率先潜心系统学习、引介世界近代地理科学知识以崭新的世界观，突破厚重传统“天下观”的禁锢，较为全面地向国人展示了一个真实、剧变、万象竞争的世界。他发现，新兴西方强国挟制度、技术变革优势，积极进取扩张，遂致世界与亚洲秩序特别是东南亚格局出现强弱易位趋势性“大变局”，且悉心考求其前因后果，据此原创，并首次面向清帝国高层，郑重发出“古今一大变局”警示。
“古今一大变局”论断的提出，是中国步入近代思想阶段的重要里程碑，由此界标到自强运动兴起，中国社会上层对“大变局”判断的理解形成主流意识，前后约二、三十年。正是对“大变局”的体认理解，拓开了近代国人的视野和思维，开启了新一脉自强、变革思潮，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深层决定性因素，遂有“同治新政”之举。由此，中国开始沿近代化道路转型。
第二次中英战争后“大变局”思想意识遂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化为社会变革强劲动力。激发了 后来的“洋务派”以及早期维新派的社会改造行动，开启了中国近代正眼看世界、走向自省、自强、变革之路的序幕。“大变局”思想意识正是中国人近代世界观形成的起点，也是撬动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坚实支点。
以李鸿章“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为代表的变局观丰富了“大变局”的命题，并引起了较广泛的共鸣，因“大变局”危机感所激发出的自救紧迫感“借法自强”转化为的实际行动
从思想史发展线索看，“大变局”意识是近代自省、自强、变革意识萌动的先声，自强运动领袖人物接受并以更多实例确认的“变局观”是这种意识在新时局下的延续、深化。李鸿章、王韬等更多政治、社会精英进一步丰富、强化了“大变局”思想，成为一种有重要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和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旋律。
“大变局”认识，构成中国近代世界观念萌发的重要基础和标志，预示着近代新思想意识和社会改造文化大潮开始涌动。当随之而来的变法思潮和行动渐成为时代的自觉，便昭示着中国开始走出封闭、面向世界，由中古社会朝近代方向转型。
“大变局”意识不仅留下了社会意识变化印记，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它播下了近代思想启蒙的种子。迄今我们仍可感受到“大变局”论断的历史穿透力。
3．鸦片战争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五口通商后，买办迅速发展成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
（1）买办的概念：买办亦称“康白度”（葡comprador）。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原指欧洲人在印度雇用的当地管家。在中国，指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立的商行、公司、银行等所雇用的中国经理。
（2）历史发展：
在清朝时期，买办为专为宫廷购物的官方代理人，当时盛行的是公行制度，从1835年“防范夷人章程”总可看出有关买办记载：外国官馆所需守门，挑水等项人夫，“责成买办代雇，买办责成通事保充，通事责成洋商保充层递减制”。其中通事主要向外宣布政府法令，为外商写禀贴，通报关税，领取船舶出入证乃至装货，卸货，检验，招雇驳船几搬运工人等，并防止“奸民”与外商勾事。买办则处于通事以下，是专为外商服务的仆役头目，地位较低。
鸦片战争后，废止公行制度，外商选当地中国商人代理买卖，称买办。其性质既是外商的雇员，也是独立商人。嗣后，外商为了减少买办的中间佣金，逐渐采取与中国人直接交易的方法，买办遂转化为单纯的外商雇员，称“华经理”或“中国经理”。
由于熟悉英语和对外贸易，最早的买办有广东的掮客转变而来，随着口岸开放增多，租界、变广，经济业务扩大，买办紧缩，以前以合同形式与洋行形成临时雇佣的掮客逐渐成为固定的代理人即买办，且在上海一个英国人就开办英字话馆培养英语买办，一个法国人则设塾授英，法，意三种语言的买办；由外商的资助教会团体也介绍教会中有才能者“同洋行输送买办”，不少教友因买办而积巨资，多成一时之富。
在晚清，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和席正甫并称晚清“四大买办”
（3）历史作用：
作为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买办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作为洋行雇员身份的买办，得到外国势力的庇护，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作为独立商人的买办，又可以代洋行在内地买卖货物或出面租赁房屋、购置地产等。
买办是随资本主义侵略而迅速扩大的，因其职能主要是帮助洋行收购土货，销售洋货而成为资本主义侵略的工具，手段之一，是帮凶。中国财富被掠夺，人民生活日益贫苦，而买办却随着洋行在中国的获取暴利同时日益积累起丰厚的财富，其中大部分成为买办资本。随着买办资本的日益增多，买办资产阶级逐渐形成。
自清末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买办阶层与官僚、资本家结合在一起，形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是旧中国“三座大山”之一
买办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他们也独立经营，一些买办脱离洋行独立经营使买办资本成为民族资本。他们身上这一特点给中国发展带来些许希望。买办阶层推动了中国的洋务运动，催生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
4．“体用之争”与“夷夏之辩”
“体用之争”
（1）背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侵华加剧；太平天国运动危及清政府统治；19世纪60—90年代，西学在较为广泛的范围传输进来，对中国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文化产生了猛烈的冲击。
(2)含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是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灵魂是封建纲常礼教；西学指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核心是资本主义各种制度，灵魂是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思想。
（3）体用之争双方的观点及主张：1、洋务派：“自强”、“求富”，在维护固有的制度和纲常礼教的前提下，采用西方的实用科技。认为中国面临中西交汇的“千古变局”，仅仅靠祖宗之法已难以自立。 2、顽固派：以传统文化卫道士自居，坚守“夷夏”的精神提防，反对“西学为用”、“师事夷人“，主张原封不动的维护既有的政治文化格局。3、双方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修筑铁路、开矿山、兴电报、派遣留学生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斗。
（4）评价：冲击了“夷夏之辩”保守观念，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传播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但局限于要不要学习西方物质文化的层面。
“夷夏之辩”
（1）含义：“夷夏之辩”是儒家(具体点讲是儒家公羊学)的重要思想。所谓夷夏之辩，就是要辩明夷与夏的不同。夷是指周边少数民族，即四夷(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夏是指诸夏，即中国。中国是礼仪文教之邦，四夷则是未开化的少数民族。夷秋野蛮成性，时常侵挠中国，故儒家自圣王孔子以来无不重视“攘夷”、“治夷”。夷夏之辩正是儒家攘夷治夷思想的具体表现，这一思想可以说是两千年来历代王朝处理文化问题和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夷夏之辩的根本原则是不能以夷变夏，所谓不与夷狄主中国，不与夷狄执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文化背景，中国曾经长期地对周边民族和国家，扮演先进文化输出者的角色。后者受过中国文化的直接影响，并经常求助于中国在道义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帮助。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尽管并不少见，但与汉族统治相比，毕竟不占主导地位。所以，华夷之辨在这样的历史岁月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强化着自我为中心，以自大为特征的政治态度和文化心理。主导华夷之辨的是华夏中心观。
（2）近代的变化：自鸦片战争以后，这一思想的权威性受到了冲击和质疑。在解释上开始“说不通”，在操作上也“行不通”，此时之夷己非往昔的“四夷”可比，不仅红发碧眼，前所未有，其器物则更是闻所未闻，这一切都“辩”不明“说”不通，也“化”不了，以其枪炮之利更是未可轻“攘”。于是乎不知从何时起“夷”字变成了“洋”字。这一字之变演绎出了一百余年的是是非非与莫名其妙，这一字之变有如一个小小的蚁穴，让干百年来无数中国人构筑起来的夷夏大防的长堤最终分崩离析，这是有史以来年最小的变化(仅一字之变)却又是“亘古未有之大变局”。
5．洋务运动对早期近代化的推动
（1）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起点 ：从主观上讲，洋务派的根本立场是维护封建统治，但他们主张采用西方先进事物，引进新式生产方式，而并不像顽固派那样固步自封。在客观上。洋务派不自觉地引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了中国近代化大门。
洋务派军用企业，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用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并且到后期，这类企业也开始向商品化生产方向努力。从内部生产关系来看，洋务派军用企业已采用了资本主义雇佣方式。企业内使用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大多是从外国在华工厂中招募而来的。例如，江南制造总局最早的一批技术力量就是原来的美商旗记铁厂的100余名工人。后来陆续增加的二三千名工人除几百名童工和小工是招募来的新手外，其余的熟练工匠大部分也是从上海、宁波、广州、香港等地外商工厂中用较高工资待遇吸引过来的。李鸿章接办天津机器局时，用高工资从南方招来技工。清政府曾要求该局降低工资，李鸿章不同意，认为这样将使“所雇华工……势仍散归洋厂”可见洋务派军用企业的雇工基本上是自由的工资劳动者。近代军事工业普遍实行雇佣劳动制度。他们的劳动报酬是基本上依据技术高低、工时长短、劳动强度大小而决定的。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企业，不仅自身明显的带有部分资本主义的性质，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帷幕，开启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历程，而且开启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程。因此，可以说，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起点。
（2）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
洋务运动的整个动机和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反动的封建统治，但是由于洋务运动是以仿效西方资本主义近代生产方式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同时，洋务派兴办的一系列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矿交通企业是近代中国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部分，因而，它对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存在着刺激作用。
洋务运动对中国早期民族资本所起的促进作用，首先表现在它所创办的军民用近代工矿交通企业在转移社会风气，积累管理经验，锻炼和培养技术人才等方面，客观上为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打开了道路。
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产生，主要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的影响下而不是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成长的。因此，在它的初期，必然会受到顽固的封建守旧势力的攻击。顽固派认为使用近代机器，轮船、火车等等会掠夺人民的生计，熏坏农田庄稼，甚至有碍地方风水，往往群起而反之。此种情况在内地城市和农村尤为严重。洋务派在内地开始兴办厂矿、铁路及电报等事业。曾引起过地方封建势力的反对。如福建省的电报路线，经常遭到地方的破坏。如李鸿章于1875年筹办的直隶磁州煤矿曾一度激起过地方的骚动。又如李鸿章于1889年筹办的津通铁路，即因封建顽固派的坚决反对而作罢。直至1990年，申新荣家资本集团早期在无锡等设保兴面粉厂时，地方封建势力还借口破坏风水加以阻碍。因为洋务派本身是当时封建统治集团中的当权派和实力派，他们首先起来创办近代企业提倡近代生产方式，事实上已大大缩小了封建传统势力的阻碍。在打开社会风气方面，替后起的民族资本起着开路作用。
洋务派首先倡办近代企业，无经验可循，而且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因而在经营管理方面，不得不经过一番摸索，也走了不少弯路，甚至闹出一些笑话。譬如，曾文正开始把仿造西洋船炮看得很简单，认为外洋器物“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他对于建立近代工业体系的过程和条件缺乏基本的常识。张之洞在筹办炼钢厂时，根本不懂得炼钢工业的生产过程。炼钢的煤铁等原料，还未有着落 ，便糊里糊涂的向英国定购炼钢机炉。而当英国机器厂提出疑问时，他还大言不惭地说：“以中国只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而后购机炉？但找英国所用者购办一份即可耳。”结果购回的酸法炼钢炉无法炼制大冶含磷矿的铁矿石，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诸如此类的事例，固然在一方面，说明了洋务派官僚的无知和昏聩，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缺乏近代工业的经营管理经验。事实上，有些洋务派官僚买办们也在逐步摸索中接受了一些教训和积累了一些经验，并在后来经营的企业中有所改进。如对近代企业，必须排除封建衙门，按照常规买卖问题，原任招商总局的唐廷枢，后来在筹办开平煤矿制定招商章程时，便竭力加以强调。而在李鸿章对这一章程的批示中也认为“屏弃官场习气，悉照常规买卖，最为扼要”开平煤矿在早期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中之所以办得卓有成效，经营管理的改善是其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洋务派在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对稍后的民族资本来说无疑是有益的。
至于洋务运动在锻炼和培养近代生产技术人才方面的作用更是显著的。首先，洋务运动中兴办了同文馆、广方言馆等学习机构，培养了大批学生，同时还选派学生出国深造，培养出一批中国最早的科技人才，如詹天佑、严复等。其次，洋务派所办的近代工矿等企业中，还锻炼出一批精通近代科学技术的工程人员。有的还成为最早向中国全面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杰出学者，如精通数学的华衡芳，精通物理的科技知识的徐寿、徐建因父子等人。他们共同致力于科学书籍的译著工作，参加讲授自然科学的教育活动，积极传播近代科技知识。再次，洋，流传也颇广，同时时间也很早，这对中国早期传播近代生产技术方面是有作用的。此外，洋务运动所办军民用务派所办的同文馆、翻译馆等机构还译著了一批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及近代生产技术的书籍。这批书籍的种类不少，流传也颇广，同时时间也很早，这对中国早期传播近代生产技术是有作用的。此外，洋务运动所办军民用工矿企业的近四百名近代生产工人中，还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掌握近代机器生产技术的工人，成为无产阶级中早期的技术力量。上述洋务运动在锻炼和培养近代生产技术人才，传播近代生产技术知识方面，所起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替稍后发生的民族资本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其次，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曾经进行过一定的扶持和保护。洋务派对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所抱的态度比起另一部分人对民族资本力主压抑和控制政策的封建顽固派已是开明得多。当时洋务派官僚在理论上已逐步认识到“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比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夫外国官与商合，商之势大，故日臻富强，中国官与商分，商之势单，故日趋贫弱，外国以商养兵，取资于邻国，故其力厚，中国以农养兵，取资于本国，故起力薄。”“大抵兴利之事，官办不如民办，官办则糜费而中饱多，……但期推行渐广，不必利尽归官，而国家收益甚大，所谓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也。”因此洋务派主张“官合民之力以收回利权。”主张“提倡商民筹集公司。”主张“招徕殷商’听其开办。”
洋务派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有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方式。其中官督商办企业占大多数。所谓噶官督商办一重含义是商人集股创办，商人自行经营。”，“所有盈亏全归尚认，与官无涉。”企业的投资者转变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资产阶级，各局厂的总办、会办基本上都是企业大的股东，各项主要业务均属商品生产性质，生产或经营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盈利，从而决定了这些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官商合办或官办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显然要稍逊于官督商办企业。官督商办的另一重含义是“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并予以必要的保护和扶持。官督商办企业大多数是洋务派官僚派员募股筹建的。少数甚至由他们垫支官款先行试办，然后招商承领的没有他们的大力倡导和支持新式企业很难获得清政府的批准或承认。即使勉强成立也随时会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摧残。官督商地筹措垫款或借款，在创办企业在创办和经营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等问题时，洋务派派往往及时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官督商办企业办成投产之际，洋务派官僚们还要为他们减免税厘或给以经营上的专利权。这些优惠待遇保护了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增强了官督商办企业与洋商的竞争力。官督商办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早期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较好途径。
（3） 洋务派的经济活动对外过侵略资本的抵制作用
洋务派在创办近代企业的活动过程中逐步培养本国技术力量，自制机器设备和自行解决原材料方面曾经有过一套独立打算，也采取过一定的措施，企图逐步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正因为洋务派的经济活动还存在着一定的独立打算和企图，所以它们对外国资本的入侵曾经起过一定的抵制作用。
洋务派倡办近代民用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敌洋而杜漏卮“的。轮船招商局创办10余年间”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手者奚止数千万。此实收回利权之大方端。开平煤矿所产之煤很快取代了天津市场上的洋煤。电报总局的成立粉碎了列强包揽中国电讯业的企图。洋务派设近代纺织工业自行纺织纱布对洋纱进口和外国资本在华投资纺织工业也同样起过抵制作用。这些企业确实取到了“渐收利权”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的入侵。
过高估计洋务运动在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方面的作用自然是不恰当的，但把洋务运动完全说成是适应帝国主义侵略需要，仅仅起了加速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的作用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规模最大的是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后者专造船舰，前者也兼造船舰。显然是为了“夺洋人之所恃”，也同样起到了抵制外国资本的入侵的作用。
正所谓“万事开头难”，洋务运动能够迈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为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起点，它对中过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6．《资政新篇》是当时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智慧结晶
洪仁玕是为了巩固太平天国政权而写的《资政新篇》，目的是为了打破传统的封建机制，走资本主义道路，其主要内容表现在政治、法律、经济等各方面。
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强调以道德为指导，法律规范应对群众起道德教育的作用，对犯罪分子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极力反对不教而诛。其次，在司法实践上重视国家机关及其官员带头守法和执法的重要性。这两点体现了当时洪仁玕超前的改革思想和大胆的创新理念，也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珍贵资料，打破传统的封建酷刑，从法律角度上来说，符合我们现在的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各级领导人员以身作则，起很好的带头作用，对群众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和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
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面：洪仁玕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鼓励开发矿藏、奖励创造发明，兴办银行，发展金融事业的经济措施，重视科技教育，认为借鉴西方的科技发展经验，发展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对建设太平天国的经济来说是一条很正确的道路。并且洪仁玕在经济改革措施提到了保护私人资本，准许私人开矿设厂，允许雇佣劳动力，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很多东西都搬了进来，其经济思想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超前、很大胆的设想，相对于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更加了联系实际与现实。他考虑到该如何解决君主专制带来的弊端，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计划和蓝图，无疑是在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上迈出了一步。（大力发展交通事业：洪明白拥有便利交通才能形成广阔统一的商贸市场，资本主义生存，在当时具有超前性；鼓励开发矿藏、奖励创造发明，保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主张；兴办银行，发展金融事业：明白银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杠杆，可以融资贷款，为企业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资金，从而推进工商业的发展。）主张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代替封建经济形态，承认贫富对立，肯定剥削存在并且只注重买卖之间以及投资获利的平等，其思想具有进步性，他看到了时势的变化，提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而也跳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中那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它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纲领，恰好是纠正了太平天国政治理想的落后性并同时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新闻体制方面：洪在《资政新篇》中最早提出中国近代新闻体制的构想，设计了一整套官办兼民营发行的办报体制，提出了新闻馆（官办）、新闻官（把关）、准卖新闻篇（民营）、设案柜（内参）等一揽子规定，因早于1906年“预备立宪”时的大清报律，事实上成为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政府主导新闻体制的构想，与林则徐、魏源、王韬、正观应诸家之具体新闻新闻事业的思想内涵完全不同。洪提出的政府主导新闻体制的构想最早揭开了中国新闻体制建设的序幕。洪将新闻馆设计成“法”，是符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近代司法精神，是中国“新闻法”思想的最早滥觞，被后人称赞为“较完整的报刊民主法治思想”，而其要求报纸文体文风要“去浮存实”，在文言文体、桐城文体、八股文体流行的时代，洪显然看到了时文的流弊，他对新闻文体的要求明显具有超前性、革命性。
德治方面：洪主张“德化于前，刑罚于后”的基本原则，倡导法律“刊刻颁行”，强调依法治国的必要性，提出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法律制度，敢于面对现实，突破旧框框，探索新事物，以改造和建立理想法治社会的革新精神，尤其是有关法治与德治及正确处理其关系的思想，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我们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一定的参考
《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它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主张平等的外交等。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具有进步性。但它没有把发展资本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联系起来，没有同太平天国当时的现实斗争联系起来，只字未提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既非农民斗争实践的产物，也缺乏实践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因此得不到太平天国广大将士的拥护，对太平天国的现实斗争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而且战争环境也不具备实行的客观条件，所以它根本没有实行。
五、学术动态前沿知识
一、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分歧
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在这种厄运面前，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态度”。“洋务派在抵抗态度上没有广大人民坚决，但他们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讲求富强之术，改良军备，从长远观点来看，实在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绩。但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毕竟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这支军队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上是出过一些力的，这些近代企业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所以，洋务派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顽固派那样起了推进作用，而是像广大人民那样起了延缓的作用”。
二、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
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创立的第一个经济制度。这个制度是伴随着太平军金田起义而同时产生的，直到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圣库制度也随之泯灭。当太平军创兴之时，圣库制度对保障部队供结、吸引贫民参加革命和保证军事纪律等方面，都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定都天京后，洪杨等人又把城市市民的经济生活也纳入圣库的供给范围。而且一度要求以“人无私财”的原则施之于民间，其消极作用便逐渐暴露出来。
太平天国无论军中或城乡都编立军伍。地方政权每一万三干亲家设一军帅，下辖师帅、旅帅．卒长，最基层的组织单位领导称两司马。从每军到两司马按规定都设有圣库。在“天朝”则设“总圣库”主管财物。
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在它的中央机构中设立“总圣库”、“总圣粮”，俱各正副、又正副官四员，“职同检点”。其下分设备典官任其事。
太平天国圣库的物资来源，约有以下五方面；一是起义初期持上帝全会众交给圣库的银粮衣物；二是打败清军或攻克城镇所获的战利品；三是各处城乡的员献及对富户派大捐、打先锋所得的财物；四是“科派”、田赋与工商税的收入；五是百工衙的生产品等。天京城中设立的百式衙与诸匠营，是圣库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
建立在人无私财的原则基础上的圣库供给制度，在太平天国革命初期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它首先是吸引了贫民群众踊跃参加起义。其次，圣库制度保障了太平军的供给。战士们的家属在天京，有圣库解决生活问题，因此无后顾之忧，能专志于“杀妖取城”而开创太平天国的大业。第三，一切缴获交归圣库，保证了太平军良好的军纪，也使军民关系融洽。太平军前期军纪较为人所称。第四，在天京这样长期被清军包围的城市中，实行圣库供给制有它特殊的必要性。
太平天国领导阶级的特权思想和享受无度破坏了圣库制度。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便自视力天下万国之主，天京被称作“小天堂”。大建宫室，穷极壮丽。虽有圣库专管财物，但对诸王与高级官员却没有限制，这无疑是对圣库制度原则的一种破坏。洪杨虽然口头上也讲“节用而爱民”的道理，但进入大城市后，讲享受与排场，挥霍公共财物的奢靡之风，像病疫一样地滋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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