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威后问齐使》读后感先想起的是孔子诛少正卯一事。此事最早出现在《荀子•宥坐篇》中,司马迁《史记》也特地记了一笔。少正卯“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记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桀雄也。”少正卯因何被诛?聚众成群,鼓吹邪说,哗众取宠,混淆视听。但孔子非不能用刚猛之道治国,但以孔子对隐逸之流的宽厚,我觉得此事未必真有。而荀子一贯自觉鼓吹尊卑,为当权者教化顺民,杜撰这样的故事,倒是很符合他性情的。至于,赵威后为什么会有於陵子仲之问,待我理理。而不肯为我所用,异端邪说鼓惑民众的。赵威后一语中的“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以其智慧与强干,是颇谙治国之道的,这等欺世盗名的隐士,于国于家无用,带偏社会风气,留之何用?这一句话,说给齐国使者听,但恐怕旁听的赵国列为大臣,也不免要虎躯一震的。这也算一种敲打。再者,考虑国情。如晋文公这样封田给介之推以志吾过、光武帝这样不介意严子陵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毕竟是少数。这需要相当的治国底气与自信的。但于乱世末世,出言不逊的祢衡之流,被杀的总是居多。赵威后新用事时为公元前226年,到前228年秦下邯郸,不到四十年时间。虽名为“威”,其实强撑大局而已,这时候最恨不能与国家齐心协力、共谋难关的人。(这与当年傅斯年痛驳吴文藻、高谈“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道理是一样的,乱世时最恨不关国家痛痒鼓吹清谈的。)有力则正之以典,赵威后即是有力的当权者。但这里便有个矛盾,作为国家而言,要求知识者与统治者步调一致;但作为个体而言,我们更崇尚思想之自由与个性之独立。所以,我们自然是站在苏格拉底一边的,而他所受的指控之一便是“败坏青年”;我们自然是将光武帝与严子陵故事视作美谈的,但东汉末年党锢之祸,文人的偏激与意气用事未必不是起因于光武;我们当然是极推崇陈寅恪的,但是红卫兵何以能在他晚年每日在高音喇叭里大呼其名严厉恐吓,至少也是当权者不能相容吧。所以,最后,便又回到晏如上次文章里所提到的位置问题——立场不同思考也不同。如果,我是赵威后,一国命脉所系,我也会毫不犹豫曰杀;但如果我是於陵子仲,也会对赵威后翻翻白眼,继续遗世独立。因此,论及现实,作为一个素面头挑不上箸、不思进取的人,一方面我理解在位者希望大家忘我工作永不言累;但同时我也觉不放弃发牢骚说歪理的自由与权利。因为这也是一个小人物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