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访谈录》读后感

《梁漱溟访谈录》读后感“至道无余蕴矣”是美国学者林琪于1980年到访中国做汉学研究，专程到北京用了几乎半个月时间，连续采访梁漱溟先生访谈录的书名，读完全书才知道这句话的来历，原来是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弟子、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之子王东崖在《明儒学案》中的内容，原文是“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其用生活中寻常的现象告诉我们，这就是“至道”，最大的道理，最高的道理，蕴藏在鸟叫、花落、山川、自然无声无息的现实存在中，也在饿了吃，渴了饮，夏热穿葛，冬冷穿裘的自然变化规律中，也许这就是我们一辈子都应该追求的至道之境。对于梁漱溟的模糊认知，应该源于自己大学一年级时，陕西师范大学赵吉惠教授的几次儒学科普讲座中，对于在赵教授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文人气息和儒雅风范，令人仰慕。加之早年间曾经通读通背过一段时间的《论语》，为自己能够亲近儒学奠定了些许基础，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了梁漱溟，尤其是对于他被誉为“第一个公开否定文革的人”“最后的儒家”“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个世界会好吗”等都成为自己感兴趣的书目，曾经的对梁先生肤浅的认识是，作为一个有骨气的文人，对于“文革”中的种种不公和肆意践踏、泯灭人性的行为，其实，他们内心深处憋着一口气，一定要活到亲眼看到“文革”的失败，幸亏也受到了高层的保护，终究使那些意志力坚强的人挺了过来，迎来了纠偏的新时代，迎来的改革开放，终于回归知识界的尊位，为后来之学者提供了研究的机会。梁漱溟的一生可谓充满着传奇色彩，他是大家之后，他的父亲梁济为清朝官员，因民国代清而立，梁济以身殉清自沉于北京积水潭，10年后王国维再次投湖赴梁济之后尘，陈寅恪认为王国维之“为文化而殉”和梁济的殉清有本质不同。作为一位文化学者，为终其一生服务的文化而殒身，这是何等的气魄，而后便有了陈寅恪赞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文化的传承，家学的熏陶，让早年的梁漱溟养成了极富个性的性格，早年加入同盟会，任报馆记者，而后研读佛典，亲近佛法，曾欲出家为僧，后因发表《穷元决疑论》而为北大蔡元培校长征召入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而后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等。“五四”运动之后，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变化，校园已经不是学术研究的栖身地，梁漱溟开始步入社会，参与社会教育，在考察各地平民教育之后，受山东军阀韩复榘的邀请，到山东邹平进行乡村教育和改造计划，此处成为其一生中倾注精力和心血最多的地方，也成就了其社会教育中的一席之地。抗日战争爆发，山东沦陷，被迫南下，而后与黄炎培等社会贤达成立民主联盟，开启了在国共两党之间几十年的穿针引线工作，这也成为其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优待礼遇的重要原因。其作为民主党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均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不倚重某党某派，其独立的人格和思想获得国共双方的共同认可。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他多次前往延安考察，和毛泽东在窑洞中彻夜长谈，分析中日两国的关系和未来战争的方向，受到延安的认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民主党派的重要代表人，受邀参与国是，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宾，因欲加之罪，而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产生间隙，从此，闭门谢客，成为寓公；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和冲击，在国家领导人的保护下，免于遭罪；“文革”结束，重新著书立说，出版一生中最看重的哲学专著《人心与人生》，至1988年以95岁高龄去世，骨灰分葬山东邹平和广西桂林。书中叙述最深刻的内容包括，梁漱溟经常提及的“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这是梁先生第一次到延安时和毛主席在窑洞里谈话的观点，以后，在多次和毛主席的交流中都谈及此观点；以及他对东方文明的总结“反躬内省”，后来改为“反求诸己”，他曾经预言东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早熟品，待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东方文化和佛教文化一定会得到复兴，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始终不渝坚信孔子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反对批判孔子的原因。如今细思老先生的判断，人类文明不正是刚刚超越了“人对物”的阶段而进入了“人对人”和未来已经显现的“人对自己生命”的新阶段吗，在梁先生看来，“人对物”的文明是西方文明，是征服自然，取予自然的文明，“人对人”的文明是东方文明，是儒家伦理文明，“人对自己生命追寻”的文明是佛教文明。宗教不可灭，已经成为社会的现实，不仅不会灭，而且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梁漱溟先生风范长存，德高义嘉，为后来学者所仰慕，其君子之风必将昭示后来人，一代学人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