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乐观地高歌，理性地思考，豪迈地进取

苏轼：乐观地高歌，理性地思考，豪迈地进取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东坡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因为在他的身上同时体现了儒家的坚毅、 道家的超脱和佛家的圆融，儒释道的文化内涵在他的生命里实现了融合。在苏东坡的一生 中，元丰五年（1082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不仅仅是因为《黄州寒食帖》、《定风波·莫 听穿林打叶声》、前后《赤壁赋》等名作在这一年集中诞生，更因为在这一年，苏东坡终于 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走出，驱散内心的阴霾，在静定中实现了超越，获得超然物外的欢欣 与自由，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元丰三年（1080 年）二月初一，苏东坡在长子苏迈的陪同下到达黄州。乌台诗案的风 波已过，苏东坡虽暂无性命之忧，但从前途无量的朝廷命官到几无立锥之地的犯官，落差 之大，非常人所能承受。初来黄州，他表面平静，但心底的悲郁很难化解。“谁见幽人独往 来，飘渺孤鸿影”，这样的离群索居、这样的昼伏夜出，透露出的是内心无法排解的孤独、 苦闷与凄凉。元丰五年的寒食节，当遇到连绵的雨，当感到彻骨的冷，诗人心中的悲愤失 望之情如决堤的江流一样奔涌而出，于是他提笔写下这首《黄州寒食帖》：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 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 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寒食节，时在初春，本应是天地间一派生机盎然，但苏东坡感受到的却是万物萧瑟的 肃杀之气。就连在他初来黄州时最欣赏的、曾经带给他心灵慰藉的海棠花也零落成泥。韶 华易逝，少年白头，面对流逝的春天，面对奔涌的时间，全是无力之感。第一首已是色调 灰暗，而第二首则更是进一步将这种灰暗铺陈绵延。连绵不绝的雨天里，“空庖破灶”更添 凄冷，而“乌衔纸”的意象更让人心惊。仕途上，“君门九重”已经埋葬了他建功立业的梦 想；生活中，落叶归根亦是奢望，因为“坟墓万里”，故乡遥不可及。进退无门，穷途末路， 真的是“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历代书评家对其书法成就有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它有“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的气势。然而这气势恐怕不是来自建功立 业的豪情壮志，而是来自于一泻千里的绝望。儒家文化讲究中庸，讲究“哀而不伤”，所以 悲伤的情绪往往会非常克制地展现。然而，《黄州寒食帖》却让我们看到了苏东坡内心不加 掩饰的伤痛与绝望，“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作为全篇结尾，让悲伤和绝望就那样生硬 地矗立在那里，没有了转圜的余地。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不多见的，但这并未减损苏东坡任 何的光彩，反而让我们增加了一份对他的亲切感。原来，坚韧如苏东坡，也曾有过这样的 脆弱心境，也曾有过这样的绝望时刻。但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在彻骨的绝望与悲伤之后， 终将呈现出一种静定澄明的心境。“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风雨过后，天终 究要放晴。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元丰五年的春天是多雨的，在寒食节连绵的雨过去之后，三月初七，苏东坡在前往沙 湖相田的途中，又遭遇一场雨，并带给他很多内心的触动与感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 声》完整记录了这一心路历程：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的这场雨，是中国文化史上很重要的一场雨。其实， 苏东坡曾描述过很多场雨，比如“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比如“黑云翻墨未 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但沙湖道上这场不期而遇的雨却具有特别的意义。面对其他的雨， 苏东坡只是一个带着审美眼光的旁观者，但沙湖道上的这场雨，他变成了雨中的体验者。 正所谓“境由心转”，在关于这场雨的描述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雨中的狼狈，而是吟啸徐 行的潇洒，是竹杖芒鞋的轻盈，是斜照相迎的温暖，是无风无雨的豁达。特别引人注目的 是“归去”二字。“归去”当然可以指归向来时路，但在精神层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陶渊 明的《归去来兮辞》，这恐怕更符合苏东坡此词的深意。 在这“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吟啸徐行中，苏东坡获得了内心的静定。这种静定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他已经决心归隐田园，不再去计较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党派倾轧。他不再是那 个“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太守，他不再需要鲜衣怒马的衬托，此时此刻，他明白， 其实竹杖芒鞋才会让生命更轻盈。至此，折磨苏轼两年之久的乌台诗案的阴影终于彻底消 散，他决心远离庙堂，在黄州过隐逸于草野的散淡生活。心有了归属，自然能够获得平静。 第二，苏东坡在内心完成了对于自我的判决，他自认是无罪的。他虽然杂染佛道，但 儒家思想始终是底色，在《与李公择》中，他表白：“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 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在《与滕达道》中也表白：“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 也。”经历了乌台诗案这样的生死勘问，苏东坡也渐渐想明白，有些风雨是无法躲避的，更 重要的是要在风雨横逆中保持镇定从容。而“道理忠义”“有益于世”就是他处世的信条， 就是他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内心支撑点。政治上的自我平反转化为人格上的壁立千仞。关于 这种心理调适的轨迹，近人郑文焯有深刻的体认洞察，他在《手批东坡乐府》中评价《定 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意义：“此足徵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 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 水月辉映中，鹤渡寒江去 中国文人的名字往往会和某个地名呈现紧密关联。就如屈原与汨罗江、陈子昂与幽州 台、崔颢与黄鹤楼、辛弃疾与郁孤台，而提到苏东坡，这个关联最紧密的地名应该就是赤 壁。在元丰五年的七月十六日与十月十五日，他两次夜游赤壁，并创造了千古名篇前后《赤 壁赋》。 《赤壁赋》中有一组典型的意象——水和月。“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 露横江，水光接天。”最初，水月是纯粹的自然背景，苏东坡和朋友置身其间，获得了极大 的愉悦。“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 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然而，在洞箫呜咽的幽鸣中，悲伤开始一点点蔓延。吹箫的道士名 叫杨世昌，他心中的悲伤主要是因为意识到时间无情的流逝，连“酾酒临江，横槊赋诗” 的一代枭雄曹孟德都不复存在，更何况江渚渔樵之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平凡而又短暂的生命不值一提，难免让人悲从中来。 面对这一问题，苏东坡以水月为喻，提出自己的见解。“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 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江水不停奔流，但长江并未离去；月亮呈现阴晴圆缺的变化，但并未真的消长。所谓“变与不变”，如果从短暂的时间看，变化存在于每一个瞬间，但是如 果从长时段来看，永恒则在其中呈现。无数的“变”组成了“不变”，无数的“瞬间”组成 了“永恒”。所谓的完美和圆满终究会过去，所谓的残缺和遗憾也会得到弥补，所以不必执 着于得失浮沉，而更应该随缘自适、达观处世。明白了这样的道理，苏东坡和朋友冰释胸 中块垒，“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这舟中酣畅的夜眠，展现的是与苦难和解 的姿态，是超然物外的洒脱自在。 《后赤壁赋》中也有一个典型的意象——鹤。十月十五的冬夜，夜色很美，“霜露既降， 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在这样一个月白风清的良夜，大家兴致很高，决定“携 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水和月的意象 再次出现。只是这一次，苏东坡不满足于泛舟江上，他决定攀到山上去看看。于是，在没 有朋友相随的情况下，他独自一人“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 俯冯夷之幽宫”。登高望远，划然长啸，虽然得到山鸣谷应，但是却感觉到“悄然而悲，肃 然而恐”。也许彼时彼刻，那些构陷的谗言、御史台的审问，一幕幕重现眼前，让人心惊。 但是，就在这“时将夜半，四顾寂寥”之际，一只鹤“横江东来，戛然长鸣”。这只鹤不是 无缘无故而来，它代表的是清雅孤傲、不与世同流合污的精神坚守。在当夜的梦中，苏东 坡梦见了一个羽衣蹁跹的道士，究竟是道士化为了鹤，还是鹤化为了道士，已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一鹤一道引领他走出心中的困顿，走向精神的高蹈。万物同宗、殊途同归，就 算是贬谪之途，何不顾而乐之？ 黄州的岁月，对于苏东坡而言有着烈火淬金般的意义。元丰五年，寒食节的凄冷，催 化他的痛苦乃至绝望；三月七日，沙湖道上那场不期而遇的雨，让他在阴晴晦明的对比中 体悟静定平和的心境；秋冬两次夜游赤壁，水月辉映、鹤渡寒江的意境让他获得超越的哲 思和达观的态度。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 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我们回顾苏东 坡的元丰五年，可以感受他的悲喜，可以领悟他的豁达。不因流放的痛苦而沉沦，不因生 活的苦难而低头，不因名利的得失而踌躇，更多的是理性地思考、乐观地高歌、豪迈地进 取。生命的底色也许本是苍凉，但是仍然要竭尽全力，赋予它色彩，赋予它温度，赋予它 生机，赋予它趣味。苏轼：把失意活成诗意，让苦难变成乐途 公元 1080 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苏轼曾在《遗爱亭记》中表达 了自己为官任事的价值观，开篇第一句便是：“何武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 谓‘遗爱’。”他认为，为官一任就该造福一方，不求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只求在点滴小事 上关心百姓。因此，即使在自己处境不顺、内心彷徨、生活拮据之时，他依然笑对困难， 出“功成”之力而不求“功成”之誉，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 苏轼一生经历了很多政治风波，大半辈子都在贬谪中度过，然而无论走到哪里，他都 不忘为官之本，把“失意”活成了“诗意”，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而今，我们谈论苏轼， 总是津津乐道于他所创作的诗词，殊不知，这些诗词背后所蕴藏的独特人生经历和个人魅 力更值得探究。 三国时，诸葛亮提出了“识人七法”，其中一个就是告知以祸难而观其勇。公元 1077 年，苏轼到任徐州不久，就遇到了一件重大的自然灾害，十分考验他的能力。这年，大雨 日夜不止，黄河从曹村决口，河水很快就暴涨到徐州城下，城中的富家大族扶老携幼争相 外逃躲避灾祸，一时间民众恐慌情绪蔓延，城中人心惶惶。当此千钧一发之际，苏轼义正 词严地向全体同僚命令道：“诸位大人，黄河缺口，水注徐州，我决定从东南戏马台起至 城墙这一带筑一长堤防洪，由大家分段负责。此事不得有误！”他起而行之、身先士卒， 下定决心与徐州城共存亡。 苏轼马不停蹄地来到城门口坐镇指挥，对打算出城避难的豪强权贵进行规劝，劝其参 与筑堤、加厚城墙；后来干脆搬到城墙上居住，参加劳动，日夜关注洪水的最新形势。在 十万火急的时刻，他还冒着风险前往武卫营，恳请出兵相助。武卫营也被他的诚意和担当 所感动，全力效命。在苏轼的统筹协调之下，官兵和民众分工协作、令行禁止、有序有效， 终于保全了徐州城，更保全了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同样，公元 1089 年，苏轼主政杭州，在疏浚西湖的过程中，由于要挖掘慧因高丽寺旁 的赤山硬土来筑湖堤，遭到高丽寺僧们的强烈反对，理由是：破坏风水，天降灾祸谁担当？ 赤山硬土挖还是不挖，苏轼反复掂量着心中的天平。孰轻孰重？“天地之间，莫贵乎民； 悠悠万事，唯民为大。”苏轼挺身而出，告诉人们：“天降灾祸，全冲我来。”工程这才得 以顺利进行，留下了一段“垂老舍身依古寺，长留真相在西湖”的千古佳话。为官任事、制定政策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到精准 症结，准确把握政策的时与机、弊与利。苏轼在处理政务的时候经常打破固有思维，讲究 方法。初任凤翔府，苏轼为改革“衙前役”，他经过慎重研究，仔细比较分析其中的利害关 系，发现地方官员没有经过实地调查，不关心百姓疾苦，一味蛮干，任意执行上级命令。 他们要求在洪水暴涨时运送物资，因此造成生命财产损失，民众苦不堪言。苏轼认为，如 果在黄河和渭水未进入涨潮期时运送物资，就不会使民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于是，他把 情况具实上报，得以修改衙规。 在任密州时，盗贼蜂起，安抚司派遣三班凶悍的兵勇前来围剿捕捉，然而士兵纪律涣 散，不听规劝，恣意妄为，有的甚至诬陷平民藏有禁物，随意进入百姓家中争抢财物、危 害性命，后又畏罪潜逃。民众结伴前去请苏轼做主，苏轼不动声色地放出话来：“必不至 于此。”他镇定自若，以平静的心态给民众吃了一颗定心丸。四处逃窜的士兵听到后，逐渐 放松了警惕，苏轼就趁机把他们引出来全部除掉，还社会以太平。 此外，在变法上，苏轼虽然对王安石变法总体持反对态度，但他常常能够有针对性的 “因法以便民”，让民众得以免受祸患，从而安居乐业。比如，他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做 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到各街巷治病，救活了一大片；又比如，他组织勇力之人， 授以兵器，加以训练，进行自保，维护地方治安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苏轼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可以和文人雅士、达官显贵把酒赏 月、吟诗作画，也可以跑到田间、水畔、山野、集市，追着农民、渔父、樵夫、商贩谈天 说地。作为一个朴素的民本主义者，他把他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 所到之处无不播撒惜民、恤民的种子。 在开封，他劝说皇帝不要折价购买浙灯，因小失大夺了百姓的口粮；在密州，蝗灾大 作，他带头节俭，沿城搜捡弃婴，所活者达千人；在黄州，他用秘方救治得瘟疫的百姓， 虽然有违了朋友诺言，但收获了满满的民心；在杭州，他把西湖周边水域租借给民众种菱 角，既提高了民众收入又优化了水域环境，可谓“一举两得”；在扬州，他看到路边父老 “皆有忧色”，认识到灾荒之年民众身上的重负，上表请求免去百姓“积欠”。种种这些事 迹，虽谈不上轰轰烈烈，但无不让后人心生敬意。苏东坡：一蓑烟雨，得大自在 苏轼与《定风波》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他晚年写了一篇小文，叫《自题金山画像》， 可算是自我人生总结。苏东坡在 62 岁高龄被流放到海南儋州。三年后遇大赦从儋州回到江 南，路过金山寺，看到李龙眠为自己画的像，便在上面题写了一段话来总结一生，这个总 结非常独特：“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三个州是他三次流放地，他说我这一辈子，要说功业成就，这三个地方是最好的见 证。这话味道很复杂，里面似乎有发牢骚的意味，但又不是简单的发牢骚，他之所以被流 放，是和他的人格、他的操守密切相关的，所以既有发牢骚的一面，也有自我欣赏、张扬 不屈的一面。 如果平实地来看，苏东坡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可以说，他既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艺 术家，又是清醒的政治家，还是既勤政又干练的治国能臣。举几个例子看：苏东坡在徐州 做太守的时候，正碰上洪水，“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他“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住在 城楼上领导抗洪。自己说：“吾在，水决不能败城！”果然人在堤在，保住了徐州。 后来他主政杭州，看到西湖淤塞，环境很差，就规划另开了一个外西湖，挑出的淤泥 筑了一条长堤，就是今天的“苏堤”。功成之后，他高兴地吟唱“我来钱塘拓湖绿，大堤士 女争昌丰”，写出了工程给民众带来的利益与欢乐。 即使被流放到儋州，瘴疠之地，九死一生，他仍然写诗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本来是流放到海南，他现在反过来说“其实很可能我本是海南 人，当初偶然地跑到了四川”。这是何等旷达的心态啊！他还写道“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 终风也解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把恶劣的环境当作奇特的人生经历， 从而去体验，去享受。在儋州，他不仅潇洒面对厄运，还为儋州民众带去了文化、教育、 技术各方面的知识，至今还被海南人民怀念。 就是这样一个人，写下了一首小词——《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于黄州。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写的呢？换言之，东坡是在什么样的情 况下被贬谪到的黄州？在黄州他又是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呢？ 事情的起因是所谓“乌台诗案”。乌台就是御史台。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一 个个人意志非常强的人，他有两句诗：“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句话其实 可以两面看：一面可以说站得高，云都挡不住我的眼，所以我可以洞观世界，了解真相； 反过来说，站得高，云彩不正好挡住俯瞰的视线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讲手握大权的 人，最怕“予智予雄”，也就是“（自以为）我是最聪明的、最有能力的”，这种心态很害 人。王安石就有这方面的毛病，所以他有些时候把事情处理得很绝对，不容许别人跟他讨 论。苏东坡作为一个地方官，有不同意见，王安石又不容许讨论，所以免不了会发发牢骚。 当时苏东坡要调往湖州去做太守，之前他到朋友家去串门，朋友家门口有两棵桧树， 他就写了一首小诗，中间有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蛰龙就是潜龙， 冬眠的龙就叫潜龙，也叫蛰龙。苏东坡的意思是说：“这棵树如此高大，一定是根深才能 叶茂，可以想象树根能够直扎到九泉；树干那么直，这个根一定也是又直又深。可是我们 看不见，那么谁能看见呢？地下的那个潜龙，入蛰的、在地下睡觉的龙，它是知道这个树 根的正直状况的。”这里也有牢骚，但却被他的反对者抓住了把柄，说皇帝是飞龙在天，潜 龙是未来的可能的皇帝。而东坡在任职湖州的谢表中讲：“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 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也被反对者指责为“妄自尊大，指斥乘舆”。罪名很大，以致苏 东坡入狱之后好长时间处在生死之间。 就是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幸亏高太后对神宗说，苏轼发牢骚是真的，说他有不臣之 心，是有点牵强了，你要杀了他，不得人心。王安石也为他求情，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 才士乎？”于是，苏东坡被贬到了黄州。 到黄州之后，东坡几乎没有生活来源。当地的官员同情他，在城东的山坡上给了他几 亩荒地，开荒种地来过活。这就是“东坡”的来历。关于他在那儿的穷困窘况有很多记载， 其中不乏有趣的轶事，表现出他在困顿中的达观、乐观。 这样的生活他过了五年。五年间，头上始终悬着达摩克利斯剑——因为他是戴罪之身，而生活又是如此窘迫。但是，他就在这种情况下，写出了“大江东去”，写出了《前赤壁 赋》，这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定风波》的三重境界 笑傲风雨，乐对人生 了解了大背景，我们再来看《定风波》这首小词。这首小词看似很简单，但它却有三 重境界。一部好的作品，尤其是诗歌，往往不是单摆浮搁的一层，往往是可以做浅的了解， 也可以做深的理解。 先看第一重境界。《定风波》有很短的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 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依此来看，小词似乎很简单，就是一个带有 写实性的雨中行的过程和情景。上阕到下阕：风生雨来，信步雨中，雨停日出，回首来路。 但是这个看似写实的过程和情景，读起来却很有味道，因为里面有诗人富有个性的行为和 风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一阵骤雨来了，但我不去理会它。“何妨吟啸且徐行”，它并不能 妨碍我一边吟啸一边慢慢地前行。这便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不是疾走寻地避雨，而是依然 故我，从容地边吟啸边散步。“竹杖芒鞋轻胜马”，生理上的轻快，反映了心理上的放松。 那么这里面最有表现力的、最传神、最形象的词，就是“吟啸”。 “吟啸”在古代文化传统里，尤其在士大夫的文化传统里有特殊的意味。古代文献中 可以找到很多关于“吟啸”的有名的典故。这些典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何妨吟 啸且徐行”构成了一种“互文”的关系。“互文”是近三四十年以来世界范围内文学批评、 文化批评一种流行的理论、方法。它的核心是从文本之间的血脉关联中阐释其内涵。我们 现在就用“互文”的方法来看看“吟啸”的内涵。 举南朝宋《世说新语》中的几个例子： 晋文王功徳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惟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 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 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 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阮籍是古人中擅啸者最有名的一个。据说他的啸声可以“闻数百步”。晋文王司马昭势 焰熏天，有他在场，紧张肃穆，谁都不敢喘口大气。只有阮籍“箕踞”，两条腿劈着，像个 簸箕一样，十分随便。然后“啸歌”“酣放自若”，“啸歌”是吟啸的另一种讲法。阮籍就用 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抗争的自我意志。 再来看王子猷的故事。王子猷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他找别人借了个空房子，一去 就种竹子。别人说“你就住几天，费这么大事种竹子干吗呀？”他不予回答，而是“啸咏 良久”，然后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这是一则很有名的故事。这种旁若无人、 傲然自得的状态，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另一个例子也很著名，“谢太傅盘桓东山”。谢太傅是东晋的宰相谢安，当初他隐居东 山时，跟一些朋友出海旅游。开出去不多会儿，风起浪涌，别人都吓坏了，七嘴八舌说“不 得了了，赶快回吧”。“太傅神情方王”，王就是旺，精神头儿正好，“吟啸不言”。大家一看 他那么镇静，也就平静下来。这时谢安慢慢说道：“将无归？”也就是说“既然如此，要 不咱就回去吧”。这事儿传开了，舆论普遍有了共识——“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这里 的“吟啸”表现一种镇定自若的从容气度。 联系这些跟“吟啸”有关系的文本，我们看到，在历史的长河中，啸、吟啸、啸歌， 是一种主体张扬的人生姿态，表现出自己对人生品格的自我欣赏，又是在社会斗争和压力 之下的傲然自得，在横逆面前的镇静从容。总而言之，它是表现强烈主体精神的一种“符 号性”行为。 “何妨吟啸且徐行”，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的描写，用“何妨吟啸”，就在动作之外有 了精神气质性的意味。当然，这不是说东坡刻意使用，而是他的文化修养使其自然而然选 择了“吟啸”。这是一种写实，同时在不自觉之间就因其“互文”的可能性带来了丰厚的文 化意味。 这是《定风波》的第一重境界，笑傲风雨，乐对人生。强韧自信，从容超脱 第二重境界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说到“平生”，就由眼前的这个实录实情，伸展开来、穿越了 时空。“烟雨任平生”，就是说“我一生的境遇，我一生的姿态，都是如此”。这样一来，“烟 雨”就有一个深层的比喻义，它就不只是自然界的风雨，更是人生的风雨历程。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写得非常好，是一个警句，也可以说是一个妙句。妙在 哪里呢？首先是画面感。“一蓑”和“烟雨”，两个意象构成了富有张力的画面。中国古代 诗词有一个特点，就是把一些名词性意象直接连接到一起，中间没有动词或介词，从而构 成意味丰厚的境界。如大家熟知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所谓“一蓑”，就是 一个披着蓑衣的人；“烟雨”，则是弥散于天地的雨雾。前者是微小的，但又是具体的、生 动的、勾勒出很清楚的形象；后者则是朦胧的、模糊的背景。于是，二者之间产生了强烈 的张力，一个很大的、很模糊的、晦暗而带有压迫感的“烟雨”，和一个很清晰的、微小的， 却是被聚焦的人，共同构成这个画面。这样的矛盾的状态，便产生了艺术的张力，而强化 这个张力的是一个“任”字。“任”，是一种态度，“任由他”。“一蓑烟雨任平生”，我平生 都是在这样混沌的弥散的烟雨之中，吟啸徐行。 更妙的是，“一蓑”的“蓑”字既具有写实性，更具有象征性。而这种象征性也是在互 文的视野中呈现出来的。从字面上看，“蓑”字可以有两种讲法：一是“一个身披蓑衣的 人”；二是“披上这一袭蓑衣（走入烟雨）”。这个角度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不管哪一个， “蓑”字在这里是修辞的指代，指代的是披蓑衣的那个人。现实生活中，披蓑衣的大多是 渔夫和农民，但在文学作品中则不然，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 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以“蓑”来指代人有什么味道呢？东坡另 一首诗中写道：“江湖来梦寐，蓑笠负平生。”“蓑笠”与“江湖”相联，表现的是一种生 活状态，即远离了庙堂散淡于草野的隐逸生活；更重要的是，还表现一种人生理想、价值 取向，即摆脱名缰利锁之后的精神自由。所以“一蓑烟雨”，既是一般修辞意义上的一个指 代，同时又携带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前面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体现了一种操守：即便身处恶劣的环境，我自坚定前行。这近乎于儒家的理想人格境界。而“一蓑烟雨任平生”，则有一种和社会普 遍的功利性价值相悖的、自我疏离的倾向，这近于道家。“一蓑烟雨”而又“何妨吟啸”， 表现出诗人强韧自信的意志和从容超脱的态度。 洒脱透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难解的是第三重。前两重即使不知道“互文”等方法，大致的意味也能体 会出来。可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情况就不太一样。“也无风雨也 无晴”，不是风雨天，也不是晴天，似乎与形式逻辑的排中律有些抵触——也不是好天也不 是坏天，这种表达比较奇特。 下阕写诗人经过了微风吹面、酒醒之后忽然产生的一个感觉，回首来路，“也无风雨也 无晴”。类似这样的句法，如到先秦诸子里去找几乎是找不到的。但是，在佛典里却比比皆 是，以《维摩诘所说经》为例来看：“非有烦恼，非离烦恼”，说是大彻大悟的境界，没有 烦恼，同时又“非离烦恼”。在佛教里常见的一种表述叫做“般若智慧，是非双遣”，这种 略带几分神秘的“般若智慧”含有两重意思：一是所谓的“真如”，就是不二不执的终极存 在状态，也就是说经验世界中的区别、差别都不要太当真，对于内在的感觉与外在的现象， 也不要过于执着，不要把它看成终极性“真实”。二是“缘聚假有，缘散真空”，任何一种 现象，都由因缘凑合而成；因缘凑合到一起就有了这个现象或事物。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些条件一定会改变，特定的因缘没有了，这个现象或事物也就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 不要把一个现象的存在当成一种永恒的绝对真实。这就是所谓的佛教的“般若智慧”。这样 的一种观念，就是要超越有限去追求无限，也就是哲学意义上的精神层面的自由。 我们且来看一看苏子由对其兄长在黄州这段生活的评价，对我们理解这首词会很有帮 助。子由说： 公之文，得之于天……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 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辩驳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意思是说东坡是个文学天才，他到了黄州之后，诗文创作上了一个大台阶，就好像春潮澎湃，妙思泉涌，写出了大批非常高妙的诗文。为什么到了黄州诗文创作更上一层楼呢？ 是因为他的精神世界更阔大、更深邃了，苏子由说了三层意思：一层，“读释氏书”，读了 不少佛经，“深悟实相”。“实相”，就是世界的本质，世界的本来的面目，说东坡读了之后， 对世界、对人生、对宇宙，有了一种领悟，一种更透彻的体认。另一层，“参之孔、老”， 说东坡把佛、道、儒三家思想融会贯通了，达到了“辩驳无碍”的境界。“辩驳无碍”，也 就是找到它们在更高层次相通的地方，实现了三家的并存相融而互补。第三层，“浩然不见 其涯”，说东坡由于思想上通过三家会通有一个大的提升之后，诗文创作随之出现大的突破，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境界。 苏东坡自己也曾在给其弟苏子由的诗中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 迦文。”意思是你（指苏子由）和我小的时候，跟着父亲学的都是儒家的经典，后来我又以 道家和佛家的思想相参证。正是在黄州时，东坡的知识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思想认识和 胸怀都与之前有相当大的不同，而他的学术思想也更为通达开放。北宋时期，以“三苏” 为核心的蜀学与新学、洛学鼎足而三。蜀学派的特点是以儒学为核心，吸收借鉴佛理和道 家，从而融通三教，形成了一种更开放的思想系统。 这期间，有一位佛门人物是东坡特别钟情的。这位佛门人物对于中国的读书人、士大 夫影响至为深远，因为他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的范式。这个人物就是佛典中的维摩诘。维 摩诘是个居士，在《维摩诘所说经》中，维摩诘的形象是“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在欲而 行禅”，可以将其概括为：“菩萨、魔王皆法侣，须弥芥子任往来。游戏神通慈悲心，火中 生莲大自在。”他既不同于庄周，又不同于屈原，可以说他有济世救民的情怀与境界，但不 作殉道者；既要为外在的目标奋斗，又把主体的人生安顿得精彩丰富。这种独特的人生模 式就受到了历代才智之士的欢迎。 苏东坡一生从《维摩诘所说经》得益甚多，表现在方方面面：他主体高扬，出入无碍； 他宠辱不惊，随处济世；他舒放自在，乐享生活。“舒放自在，乐享生活”是苏东坡的一个 突出特点。他不是苦行僧，他乐享生活的轶事、传说特别多，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这方 面写得津津有味。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定风波》。前面留了一个小悬念，说“小舟从此逝”“归去”，“逝” 向何方？“归”于何处？从作品表层看，小舟是“逝”向“江海”，东坡所“归”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地。深一层讲，则是超越了俗世尘网，到达自由精神的归宿。苏子由评 论东坡黄州的状况时用了“深悟实相”一语。“悟实相”就是“越虚妄”，这近乎于陶渊明 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中所说的向往与追求。中间这 个“悟”字其实也大有名堂。“觉悟”一词来源于佛教，“觉”者，觉醒；“悟”者，破迷 破执。无论“觉”，还是“悟”，都需要有一个契机，所谓“当下大悟”。具体到这首小词，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觉悟后的境界，而到达这一境界的契机则隐含在前面两句。 “料峭春风吹酒醒”“山头斜照却相迎”，是实录，是写景，但也还有深度解读的可能 性。佛教，特别是禅宗，讲“悟”很多，如“当头棒喝”。在禅修里，光照是一种契机。“山 头斜照却相迎”“料峭春风吹酒醒”，说山头云开，一道亮光映入眼帘，便有这个潜在的意 味。当然，这层意味在若有若无之间。不过，“斜照却相迎”与“回首向来”是前后承接的 关系，因此“若有”的意味还是更大一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回顾走过的路——既有 今天风雨中走过的道路，也有“一蓑烟雨任平生”，即大半生的人生历程。“也无风雨也无 晴”，了悟之后再看，风雨也好，晴天好也罢，都是过眼即逝的现象，不必牵挂在心上。于 是，“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强韧、“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落与“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透彻 就实现了圆融。 《定风波》这首小词，既有诗情又有画意，既有儒的担当、道的潇洒，又有佛的透彻。 苏东坡并非刻意“装”进这么多丰富复杂的内涵，而是他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适逢其机的 自然流露。 苏东坡深邃的精神世界，往往以很平易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水光潋滟晴方好，山 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表面看，他的诗十分通俗易懂，但内 里的思想境界是丰富而高明的，与“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况味很相似。我们之所以能够欣 赏西湖各种景色，是因为我们的主体阔大、包容、超脱、丰富，有如此胸襟方有潇洒自然 的诗境，而透过自然潇洒的诗境我们看到的是作者高妙而笃实、超脱又执着的文化人格。 这是苏东坡在中国古代士人中显得卓然不群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